【作者简介】王彦伟，管理学博士、经济学博士后。山东大学仲英青年学者，国际教育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文化治理、国际中文教育政策、国际中文教师发展。薛梦晨，山东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在读博士，研究方向为语言与文化传播、国际中文教育。

2019年12月，在历届孔子学院大会的基础上，国际中文教育大会在湖南长沙举行。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在会上强调，将遵循语言传播的国际惯例，按照相互尊重、友好协商、平等互利的原则，坚持市场化运作，支持中外高校、企业、社会组织开展国际中文教育项目和交流合作，聚焦语言主业，适应本土需求，帮助当地培养中文教育人才，完善国际中文教育标准，发挥汉语水平考试的评价导向作用，构建更加开放、包容、规范的现代国际中文教育体系。

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在此次大会上提出未来两至三年支持国际中文教育的六项举措，其中包括“支持和鼓励中国和世界各国社会各界，通过创办基金会方式参与孔子学院建设与国际中文教育工作”。^[1]时隔半年，2020年6月16日，由27家高校、企业及社会组织联合发起的中国国际中文教育基金会宣布成立，旨在通过支持世界范围内的中文教育项目，促进人文交流，增进国际理解，为推动世界多元文明交流互鉴、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根据官方消息，孔子学院品牌由该基金会全面负责运行。

由基金会负责运行、管理和支持语言文化对外交流机构，符合国际惯例和各方期待。从语言文化国际传播基本规律来看，政府在语言文化对外交流机构成立和运作初期发挥着重要且特殊的作用。随着机构逐步进入常态化发展，很多国家都成立了推广本国语言文化的基金会，如法语联盟基金会、希腊文化基金会、俄罗斯世界基金会、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等。孔子学院始终坚持非营利性民间公益教育机构的性质，开创了中外平等合作、互利共赢的办学模式，在受众和参与主体不断增多、业务规模不断扩大的背景下，基金会模式将为孔子学院运行提供更加多元、灵活、高效的支持。

在基金会模式下建设与发展孔子学院，顺应了国内外环境和形势的发展态势，也符合参与各方的需求与期待。在优化孔子学院办学主体、部分资源配置环节适度市场化、吸引社会力量参与办学等方面经验探索的基础上，适度调整孔子学院的治理与管理架构，已经具备了良好的资源基础、组织基础和舆论基础。

一、孔子学院转型发展的现实与理论基础

在2020年上半年关于孔子学院和国际中文教育的组织设计和内容设计的优化措施中，一个较为突出的任务就是继续整合各方面的力量，提高国际中文教育的质量与效益。事实上，这并不是一个全新的话题。一方面，《孔子学院发展规划（2012-2020年）》就提出了有关支持高等院校、企业和社会力量参与的有关措施，具体到行业或某一孔子学院的运行也不乏企业和社会力量参与的典型案例；另一方面，回顾历年《孔子学院研究年度报告》（2016-2019）呈现的研究重点，既涵盖“合作与支撑力量”“资源整合与力量建设”等相对宏观的主题论述，也包括“政府责任与市场运作”“政府责任与社会力量参与”等关于主体分工与合作的具体建议。应该说，此前的探索创新、投石问路，为今后孔子学院和国际中文教育厚积薄发、行稳致远积蓄了力量。2020年注定成为一个新的里程碑，国际中文教育的发展迈向一个新的阶段，无论从孔子学院自身还是其所处的国内外环境来看，这都是必然和必要的。

首先，这种阶段性发展符合孔子学院和语言文化对外传播的自身规律。在海外或者海内外建立语言文化推广机构传播本国语言，是世界各国尤其是规模较大或经济实力较强国家的通行做法。孔子学院在广泛借鉴英国文化委员会、法语联盟、歌德学院等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充分考虑了中国作为汉语母语国的综合实力、政治体制、国际合作等各方面的情况，形成了中外合作办学、本土化建设为主的特色发展模式，但其发展过程也充满了艰辛和挑战。

一方面，从世界语言格局来看，全球有四十多个国家把英语定为官方语言，且有六十到七十个国家把英语作为主要交流语言使用，这意味着，英语已经完全渗透到这些国家或民族的日常生活领域，成为不可或缺的工具，尽管汉语母语者的数量远超英语母语者，但汉语作为一门通用语言的基础相对薄弱；另一方面，从语言与外部影响因素构成的系统来看，语言本身是具有依附性的，语言的强势与否、需求多少，与所依附的经济与文化实力有关。在孔子学院成立之初，尽管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以经济对外合作拉动的语言需求和人文交流却只有雏形、未成规模。

鉴于此，汉语的国际传播必然走一条推拉并重^[2]的道路，通过发挥母语国政府的推动力量，主动适应并固化海外汉语需求。换句话说，中国政府强力支持孔子学院初期的发展，进而推动汉语国际传播，符合语言国际传播的基本规律。然而，经过十余年的努力，海外汉语市场逐渐发展，对象国内部生成的拉动因素及其关系系统逐渐成熟，母语国的推力因素也要进行适时调整，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充分发挥国际中文教育办学主体的作用和积极性，形成孔子学院与各类汉语教育机构合作共赢的“正和博弈”态势。

其次，这种阶段性发展符合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原则与方向。中国的政治体制有其自身的特点和发展规律，其中一个有着鲜明中国特色的概念便是事业单位。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为了社会公益目的，在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领域设立了大量承担社会公共服务职能事业单位。原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国家汉办”），就是设立在教育部下的事业单位。但长期以来，行业内外对其职能属性的认识仍不够全面，较为突出的有两点：一是将国家汉办等同于政府机构，在海外对汉办和孔子学院政府背景担忧和批评的过程中，我们并未从中国特色政治体制等方面强调汉办作为事业单位的公共服务属性；二是在2008年中国国务院机构改革时，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被撤销^[3]，但其办事机构（国家汉办）的名称和事业单位属性则予以保留，以利于对内对外开展工作。作为国家议事协调机构的领导小组被撤销，也反映了中国政府统筹推进汉语国际传播力度和方式在调整和优化。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部分事业单位出现了偏离公益属性的问题，政事不分、事企不分、管办不分，背离了设立事业单位的初衷，由此更带来公益服务供给总量不足、供给方式单一、资源配置不合理、质量和效率不高等问题。这些问题影响了公益事业的健康发展，迫切需要通过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加以解决，以利于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孔子学院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4]，孔子学院的汉语教学和文化传播活动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在中国国内事业单位改革的大背景下，汉语国际传播领域公共产品也应实行分类供给，对于标准建设、平台建设等公共属性较强的工作，政府依然是第一责任主体，可继续由代表政府行使公共服务职能的事业单位承担，而对于资源供给、项目运行等公益组织和市场具有专业优势和效率优势的工作，则可交由社会团体或企业承担。

事实上，2020年新成立的中国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和中国国际中文教育基金会，就分别承担了以上两类公共属性有所差异的工作。这一体制机制调整，不仅具有现实基础，也具有理论依据。关于公共产品供给，市场在提供公共产品、解决其外部性方面存在难以克服的缺陷（市场失灵），当转而求助于政府干预时又容易发生政府失灵，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同时存在，为第三部门“非营利组织”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非营利组织发挥着政府、市场不可替代的作用，但非营利组织由于受社会大环境的影响，经济利益、文化传统、民族习俗等因素使非营利组织在实现组织目标、完成社会使命过程中也会发生失灵现象，这势必要求构建政府、市场与第三部门三者互动的公共事务治理结构。^[5]鉴于此，在国际中文教育发展的新阶段，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多中心治理模式是保障事业和行业长远发展的关键力量。

最后，这种阶段性发展符合应对日益复杂国际环境的基本要求。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新冠疫情更使国际形势的深刻演变平添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世界或国际关系已经成为相互竞争与合作的复合体，“竞合主义”成为思考和解读国际关系的新范式。^[6]文化是国际关系中一个较为特殊的领域，一方面，文化在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被重视甚至被忽视了，“文化处于一种类似灰姑娘的地位，经济学和政治学对待文化，如同对待一堆模糊的剩余物。每当各种建立在理性和利益基础之上的解释或分析失败时，才会提及‘文化’”。^[7]另一方面，文化对政治、军事、经济等领域都产生深远的影响，在“全球村”“普世价值观”逐渐建立的过程中，所有的文化都加速了相互交流的进程，各国、各民族不同的文化之间是独立平等的，又是相互渗透和借鉴的。^[8]国际关系中文化领域的竞合效应凸显。

鉴于此，各国都根据国情和对外交往的实际情况建立了各自的对外文化政策。中国政府积极推动文化领域对外开放，既是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塑造并提升国家形象的迫切需要，也是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促进文化繁荣发展的必然选择。全方位中外人文交流机制的建设特别注重健全全社会广泛参与的体制机制，充分调动中央与地方、政府与社会的积极性，进一步挖掘各地方、各部门、各类组织和群体在中外人文交流中的潜力和资源，提升人文交流的专业化水平。

孔子学院在汉语教学的基础上开展文化双向交流，成为中外人文交流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中国积极参与国际治理和全球治理的有益尝试。由于中西政治体制、文化背景等方面的差异，孔子学院的成长遇到诸多困难和挑战，但也积累了很多办学经验，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孔子学院中外方承办院校（教育机构）的办学主体身份日益成熟。因此，由新成立的社会团体中国国际中文教育基金会，充分发挥中外办学主体的积极性，鼓励和调动更加广泛的社会力量参与，既顺应了非国家行为体日益承担更多全球治理角色这一国际趋势，又符合多元主体参与语言文化国际传播的阶段性发展规律，还能在最大限度上发挥教育机构办学的专业优势和资源优势。

二、基金会模式的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

作为非营利组织，一国的语言文化推广机构在其成立之初获得的捐赠往往非常少，特别是在起步阶段，需要政府在制度、资金和人员等方面提供支持。^[9]政府在语言文化推广机构成立和运作初期发挥着重要且特殊的作用，语言推广机构是在政府支持下建立的实施语言与文化传播的非营利组织，是语言国际推广战略体系的重要元素。然而，在机构的发展过程中，政府角色定位失准和介入程度失衡可能引起“政府失灵”，抑或是语言产品和服务天然的意识形态属性给机构带来“政治色彩”的危机，成为阻碍机构发展的因素之一。由于国家政治文化利益隐藏性、长期性等原因，各国语言机构都同时面临着双重质疑，一是国际国内社会对其运营和决策独立性的质疑，即如何淡化政府色彩和官方形象，二是在政府提供资金支持的背景下，国内社会对公共资金使用的成本效益的质疑。^[10]鉴于此，很多语言文化推广机构开启了转型发展的道路，探索市场化运作方式，多渠道筹集资金，并选择基金会模式进行结构性改革。

基金会是非营利组织的特殊形式，“作为人类社会发展中出现的一种重要的组织制度创新形式，基金会是基于捐赠的公益财产以基金形态存续并得到相应的法律认可和保护的非营利组织的一种基本形式，具有明确的公益宗旨和用益，其本质是在捐赠基础上形成的公益财产及其社会关系”。^[11]尽管各国对基金会的界定和分类不同，但作为基本社会组织和制度形态，基金会不同于政府、企业，也区别于一般非营利组织。公益性、非营利性、非政府性和基金信托性是基金会区别于其他社会组织的基本属性。^[12]在语言文化对外推广领域，法国、日本、俄罗斯、希腊等国家均采用了较为典型的基金会发展模式，分别建立了法语联盟基金会、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俄罗斯世界基金会和希腊文化基金会。

法语联盟基金会是法国政府批准设立的公益性基金会，负责全球法语联盟的协调和管理。基金会成立于2007年，其前身是巴黎法语联盟国际关系部。法语联盟的经费来源主要由法国政府的财政资助、各分支机构通过企业和基金会赞助的自筹资金、法语文化教学活动收入三部分构成。截至2019年，在132个国家建立834个法国联盟，拥有近50万名学生。

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成立于1972年10月，是一个受外务省监督的特殊法人实体。2003年10月，基金会重组为一个法人行政机构。基金会以780亿日元的政府捐赠为基础，每年由政府补贴、投资收入和私营部门的捐款为资金来源。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拥有一个全球网络，包括东京总部、京都办事处、两个日语研究所（位于浦和的日本基金会日语学院和关西的日本基金会日语研究所）、在24个国家的25个海外办事处（包括两个亚洲中心联络处）。

俄罗斯世界基金会成立于2007年，在俄语推广委员会、外交部、文化部相关基金会和叶利钦基金会基础上整合成立，基金会通过政府预算和社会捐赠获得资金支持^[13]，以项目的形式为科学教育组织、博物馆等文化机构、公共和宗教组织、社会保障等类似机构以及慈善机构和其他非营利组织提供资金，基于竞争机制和评审程序确定项目获得者。

希腊文化基金会成立于1992年，直属于希腊文化部，是希腊最大的非营利性官方文化机构。位于雅典的文化基金会总部主要负责希腊本土的相关文化活动，基金会在欧洲、亚洲的多个国家和地区设有海外分部、文化中心和文化推广办公室。在基金会总部统筹协调下，各分支机构相互独立，拥有各自的管理体系和财务系统。^[14]机构发展的十几年间主要依靠希腊政府获取资金，基金会于2009年进行结构重组并拓宽资金来源渠道，2010年获得欧盟团结基金支持。希腊教育部、外交部、文化部和语言中心等部门机构也为基金会的海外教学活动提供财务支持，私人捐款也是海外分部和文化中心的重要资金来源。

有关各基金会的隶属关系、资金来源、运作模式、品牌项目、内部结构等详细情况见表1。

   

与国外相比，中国基金会的发展历史不长。1978年以后，中国相继进行的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改变国家与市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重新分化和定位不同种类社会组织的功能，为基金会提供了产生和发展的空间。1988年出台的《基金会管理办法》和2004年颁布的《基金会管理条例》，成为基金会运行和管理的基本准则。近年来，基金会的发展在数量上显著增加、内部治理结构不断完善、公益项目运作不断成熟、社会贡献度日益提升。

《基金会管理条例》实施后，以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为代表的一批公募基金会和以华民慈善基金会、成美慈善基金会为代表的一批非公募基金会开始走出国门，在海外开展公益慈善项目，为中国的基金会走出去作出了很多有益尝试，但受制于战略规划、资源投入、项目周期等各方面的限制，中国的基金会走出去受到主客观等多个方面的挑战。世界未来基金会理事兼秘书长陆波在其《善行天下》一书中，把基金会走出去分为资金、人员、项目、机构、品牌等五个层面，把影响基金会走出去的能力要素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资金规模，即在国外投入的善款总量，反映募款能力、项目能力、人才储备等多方面的综合实力；二是时间长度，即在国外运营的时间。^[15]基于此，中国的基金会在全面走出去、留下来、沉进去等三个方面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根据已经公开的信息，中国国际中文教育基金会登记成立于2020年6月19日，其发起单位一共27家，其中包括北京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等17所承办孔子学院数量较多的高校，中国教育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汉考国际教育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等4家与国际中文教育事业合作密切的企业，世界汉语教学学会、中国国家博物馆等6家教育类和文化类社会组织。按照中国的基金会管理办法，该基金会登记管理机关为中国民政部，业务主管单位为中国教育部。基金会注册资金3630万元，基金会设理事会，理事会第一次会议已经选出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会议还选出了监事。基金会的运作从筹备阶段转向了正式运行。

与国内其他基金会相比，中国国际中文教育基金会还面临一些特殊情况：在工作内容方面，尽管该基金会作为一个机构刚刚注册成立，但其负责运行的孔子学院作为一个项目品牌已经运行了16年，在世界大多数国家具有一定影响。在工作地点方面，尽管基金会在中国注册，但开展国际中文教育的地点在国外，基金会必须走出国门开展业务。在社会需求方面，经过孔子学院和汉语国际教育多年的发展，世界各地已经对中文学习的需求日益强烈，有利于基金会发挥中国的汉语母语国优势并整合国内的专业资源。

鉴于此，中国国际中文教育基金会的发展模式，既要尊重语言文化国际传播的基本规律，又要考虑中国公益组织在国际交流合作方面的发展现状，更要考虑将国际中文教育作为国际公益事业和国家公益事业进行支持的现实基础。正如中国国际中文教育基金会副理事长、秘书长赵灵山所说：“基金会不会具体参与海外孔院的运行和管理，中外方合作机构需要发挥更多主体责任，基金会对孔院的支持更多体现在品牌塑造、标准指引、资源服务和生态营造上。”^[16]具体而言，相比于其他国家语言文化对外传播相关基金会，中国国际中文教育基金会的有关情况详见表2。

 

三、基金会模式下孔子学院发展的若干思考

由中国国际中文教育基金会全面负责运行孔子学院品牌，为孔子学院转型升级、提质增效提供了重要机遇。如果说基金会不具体参与海外孔子学院的运行和管理，而是从品牌塑造、标准指引、资源服务和生态营造上对孔院的提供支持，那么，顺应这一角色定位和发展规划，笔者对孔子学院可持续发展提出以下思考：

（一）以“特色发展”助力“品牌塑造”

品牌既是组织机构的自我定位，也是在领域、行业、公众眼中形成的鲜明形象。一个良好的公益品牌，意味着对丰富社会资源的巨大影响力。作为公益生态中的重要环节，基金会在这方面的确拥有独特的优势。^[18]对于新成立的中国国际中文教育基金会而言，一方面，要走项目品牌和机构品牌并重的道路，将已经塑造了16个年头的“孔子学院”“孔子课堂”项目品牌进行国别和区域的差异化管理，并与此同时利用好基金会的社会身份、通过参与社会活动等方式建设机构品牌；另一方面，要将品牌建设作为一项常态化、专业性的工作，提升到基金会战略的高度，在尊重品牌形象建构与品牌管理科学性与一般规律的基础上，通过设立专门部门、专项资金等方式进行组织保障和资金保障，抓好中资企业走出去过程中的语言文化需求和社会责任需求，以利于筹集多元化的社会资源。

研究和实践领域对孔子学院特色发展的话题讨论一直没有间断，大家对“特色”这一概念内涵的理解也在不断深入。最初，《孔子学院发展规划（2012-2020年）》提出“适应学员多样化需求，鼓励兴办以商务、中医、武术、烹饪、艺术、旅游等教学为主要特色的孔子学院”，“特色孔院”作为孔子学院的一种发展类型，以不同的文化主题或领域为切入点，服务当地社会需求。随后，“特色”的范围变得更加广泛，每一所孔子学院都在思考自身的竞争优势，尝试在发展环境、业务领域、目标群体、项目内容等要素及其组合方面打好“特色牌”。

“特色”与“品牌”联系在一起，那么也就赋予了孔子学院更高的目标和机遇。一方面，孔子学院具有中外合作、本土发展等办学特色，与当地的中文教育机构相比，便于发挥来自中国作为汉语母语国的优势，与中国的其他教育机构/传播机构相比，便于发挥嵌入本土的优势，这种优势有利于孔子学院提供差异化的中文教育产品和服务，提升满足当地社会需求的能力；另一方面，每一所孔子学院都面临特色发展的问题，这种特色发展并非完全标新立异，而是要更加契合办学环境、办学条件、当地需求、人员能力、组织管理等各个方面实际情况，使孔子学院成为双边国家经贸和人文交流的有机组成部分。

（二）以“规范发展”对接“标准指引”

标准作为公认的机构制定和批准的文件，对活动或活动的结果规定了规则、导则或特殊值，供共同和反复使用，以实现在预定领域内最佳秩序的效果。^[19]多年来，在国际汉语教学领域不乏如《国际汉语教学通用课程大纲》《国际汉语教材编写指南》《国际汉语教师标准》等标准类规范性文件问世，但受制于权威程度、思想观念、资源水平、发展阶段等各方面的限制，有关标准的宣贯和执行力度不强、实施的规范性低等现实情况普遍存在，这在很大程度上对中文教学、中文教材编撰、中文教师职业发展等产生影响。基金会重点开展标准指引工作，应把标准实施的环境培育、操作指南细化、人员能力提升、执行效果评估等作为重点内容，搭建官方标准化规范在各类中文教育机构落地推广的桥梁，减少对组织机构、教师、管理者等个性经验的依赖，推动国际中文教育的过程稳定、质量可控、效率更优。

“从无到有”和“从有到优”是一个组织发展的两个必然阶段，孔子学院发展的前十六年，已经解决了“从无到有”的问题，并在某些领域积累了办学经验，为形成标准和规范奠定良好基础。在“从有到优”的发展阶段，孔子学院不再完全依靠个体层面的知识和能动性实现既定目标，而是通过在组织层面实施各种标准或认定各种资质，推动教师规范化教学、教材规范化编写、教学方法规范化实施，提高运行的可控性和管理的可靠性，提供质量更优的中文教育产品或服务。

然而，各个孔子学院的办学规模、教学与管理水平、组织运作能力等参差不齐的情况依然存在，即使在中国政府发挥汉语母语国优势、完善各类中文教育标准的前提下，若完全依靠各孔子学院自身去实施各项标准，依然存在很大的困难。基金会开展“标准指引”工作，将为孔子学院“规范发展”提供有效的操作指南，各孔子学院也可以利用这一机会，建立健全师资选用、学员招募、项目策划、组织管理等方面的标准、流程和程序，积累组织的无形资产。

（三）以“自主发展”引领“资源服务”

关于资源服务，在国内部分基金会尤其是“中”字头的基金会由操作型（筹资后自己做项目）向资助型（培育和资助公益组织）转型的大背景下，中国国际中文教育基金会在成立之初就应该按照资助型进行机构建设，以利于为海外孔子学院提供资金和经验上的支持。这里所谈到的“资”，不仅是资金，还包括更加广泛的各类社会资源。具体而言，资源服务的效果取决于三个方面：来得了、用得好、走得成。“来得了”是要解决资源从哪里来的问题，借鉴其他国家语言文化对外传播基金会的做法，大型企业是基金会重要的公关与对象，正如上文所言，在中国企业加快走出去的进程中，企业的语言文化需求和社会责任需求巨大，这为基金会整合资源提供了契机；“用得好”是要解决资源精准配置的问题，能够将有限的资源面向不同国家、不同层面、不同类型汉语需求时进行统筹安排和精准投放；“走得成”是要解决阶段控制和动态优化的问题，最好的方式就是实行目标明晰、周期明确的“项目制”，对项目的实施计划和实施效果分别进行事前评估和事后评估，以利于形成竞争机制，确保资源始终流向最能产出社会效益和综合效益的机构和项目。

《孔子学院章程》明确指出，孔子学院为非营利性教育机构，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这也意味着在明确孔子学院权利与义务的前提下赋予了孔子学院充分的办学自主权。这一特点在基金会模式下将会更加明确，与此前的孔子学院总部相比，基金会更像是一个孔子学院联盟，各孔子学院在遵守联盟统一规范下独立运行、自负盈亏。为了发挥联盟的吸引力，保证孔子学院发展，高效的“资源服务”便成为基金会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

为了更好地整合资源，孔子学院需要具有“自主发展”的观念和能力，重点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强化理事会的决策功能，提高重大办学决策的科学性。新冠疫情发生以后，线上会议逐渐成为大家熟悉的沟通方式，远程会议平台为孔子学院理事会的常态化运行提供了便利条件；二是进一步利用好中外办学主体的专业优势，成为中外大学等办学主体国际化发展利益共同体的一部分，反哺大学的师资国际化、人才培养国际化和管理人员国际化；三是充分对接中国企业走出去中的语言需求和社会责任需求，一方面在面向“个体”学员开展中文教育的基础上注重企业大客户和“团体”学员，另一方面也引导企业把定向捐赠作为在海外开展公益活动的试点，促进提升企业社会责任项目的专业性和社会效益。

（四）以“协同发展”顺应“生态营造”

关于生态营造，不得不说，当前的国际中文教育，无论是从区域层面、机构层面、还是主体层面，都已经构成了一个复杂系统。任何一个行业、任何一个组织都需要在一个具有张力的开放性系统中，才能不断与外界进行信息、资源、能量等的交互，进而实现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这种系统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生态系统。国际中文教育的生态视角涵盖三个层面：一是国际中文教育作为一个开放系统，与外部的国际国内环境保持信息、资源、能量等的交互；二是以国际中文教育为中心，形成生态链上下游参与企业、目标群体等之间的纵向竞合关系，以及更加广泛的语言文化对外传播领域的横向竞合关系；三是国际中文教育内部的各类教学机构在教学对象、业务领域等各方面具有共性，要形成“正和博弈”关系，在具备一般性的中文教学能力的基础上，适度差异化才是必由之路。对于基金会而言，要同时关注三个层次生态的营造，根据主导与可控力度的大小，选择不同的营造策略。

《孔子学院研究年度报告（2019）》关注并讨论过协同学视角下的孔子学院发展。在国际中文教育生态系统中，协同发展似乎更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命题。在协同学的视角下，国际中文教育的参与组织不仅具有各自的目标，而且还有一个共同的愿景；不仅要获得各自的收益，而且还有一个合理的责权利分配规则；不仅要在系统内外进行信息和能量交换，而且要通过竞争合作机制实现生态链的稳定与发展。

在基金会发挥生态营造功能的过程中，孔子学院应通过协同发展的理念和举措成为国际中文教育生态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协同至少体现在四个层面：一是孔子学院自身的协同，体现在其中文教学、教材编撰、文化活动以及学术交流等业务的相互影响；二是孔子学院之间的协同，体现在目前已经具有雏形并亟待继续发展的孔子学院区域联盟；三是孔子学院与其他中文教育机构的协同，体现在目标群体、师资力量、社会资源等办学要素的有效分配与横向竞合；四是孔子学院等中文教育机构上下游生态链协同，国际中文教育领域的政府部门、社会组织、IT企业、出版机构、汉语人才需求单位都是生态链上下游中的一环，孔子学院也理应发挥多年的办学经验，在这种横向竞合与纵向竞合交叉的网络中发挥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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