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郑佳佳，民族学博士，昆明理工大学国际学院副教授，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社会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
【编者按】本期文章从孔子学院这一文化个案出发，尝试挖掘其背后所呈现的文化多样与文化交流相关议题。文章分析指出，首先，孔子学院与欧美诸国及日本推广本国语言的诸多机构的兴起是各民族在物质与精神生产方面相互依赖不断增强的表征。孔子学院在世界不同区域推动着中国与世界各国各民族文明的交流、对话与互鉴，不仅文明多样性得以显现，而且使文化交流获得基础，文化理解获得可能。其次，孔子学院在发达国家所面临的一些歧视性的评价与西方世界难以放弃具有权力不平等意味的自西向东的文化流动惯习密切相关。以倡导尊重多元文化而博得大名的萨林斯等难以接受与他者文化平等交流的状况，正表明从内心消除自我文化优越性是非常困难的。最后，缺乏对照的文明不能自诩为文明，黑格尔式的历史终结并不会到来。真正的文化多元、文化理解只有在文化交流双方地位平等的正和博弈中才能实现。
在现代社会中，比较突出的现象之一就是“人类活动被当作文化来理解和贯彻了”[1]83。2004年，全球首家孔子学院在韩国建立。根据《孔子学院（课堂）章程》，非营利性教育机构孔子学院“致力于适应世界各国（地区）人民对汉语学习的需要，增进世界各国（地区）人民对中国语言文化的了解，加强中国与世界各国教育文化交流合作，发展中国与外国的友好关系，促进世界多元文化发展，构建和谐世界”。孔子学院总部于2020年更名为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该中心“隶属于中国教育部，是发展国际中文教育事业的专业公益教育机构，致力于为世界各国民众学习中文、了解中国提供优质的服务，为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世界多元文化互学互鉴搭建友好协作的平台”[2]。中心成立后，孔子学院品牌由中国国际中文教育基金会全面负责运行。孔子学院在满足各国人民学习汉语以及了解中国语言文化需要的同时，逐渐成为中国国家发展及文化自信的表征。世界历史性地见证着诸如塞万提斯学院、歌德学院等诸多西方语言推广机构的兴起，这些人类活动在实质上促成了与特定语言相关的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与竞争。孔子学院的实践与英、美、法、德、西、日等国通过普及语言进而传播文化及推广文化产品的做法之间没有本质性的差异。
孔子学院作为传播中华文化的实体机构在发展中究竟面临着怎样的机遇与挑战？文化交流如何才能得以实现？这些问题的探索有待于对孔子学院完成文化交流的面向进行聚焦讨论。
一、在异域展开的文化交流
文化传播是语言推广机构发展的主要目标。巴别塔式的故事人们并不陌生。人们设想可以存在这样一种共同的科学语言，以获得对世界的最终认识。[3]11这样一门“世界语”迟迟没有出现，可人们对于认识与理解世界的渴望却未曾停息。世界各国的语言传播与推广由来已久。英国文化委员会、法语联盟、塞万提斯学院、歌德学院为其他语言普及与推广机构的建设提供了先驱经验。美国的“美国角”、日本的“日语中心”、印度的“甘地学院”、韩国的“世宗学院”以及俄罗斯的“普希金学院”也在被大力推广。在此背景下，寻找适切于孔子学院的发展方向就成为必须思考的问题。一直以来，语言的传播及推广与国家的发展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尽管孔子学院目前仍处于高投入而影响力却有待提升的状态，但建设孔子学院的积极意义是有目共睹的。
孔子学院的建设与发展对于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营造良好的国际贸易环境以及增加异质文明体系之间的相互了解和认同，都具有重要意义。在借鉴欧美国家成熟的语言推广经验基础上兴办孔子学院、实现文化外交意义重大，这也是中国在异域进行文化交流的行动。作为“中外合作建立的非营利性教育机构”，孔子学院同时肩负着发展中国与外国的友好关系、促进世界多元文化发展、构建和谐世界的重要使命，向世界展示丰富的中国文化内容与内涵。在开展汉语教学、培训汉语教师、提供汉语教学资源、开展汉语考试和汉语教师资格认证、提供中国教育与文化等信息咨询以及开展中外语言文化交流等主要活动的基础上，建设孔子学院的中外合作双方不断提出一些专门化、专业化程度较高的建设模式。独具特色、直指中国文化某一独特面向的孔子学院在吸引当地社会各界关注与参与的同时，通过积极推动汉语及中国文化的推广而发挥着文化间的桥梁与纽带作用，有助于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交往。
孔子学院在世界不同区域的兴办富有特定的加强区域政治、经济与文化合作的意义。在快速发展的中非政治经济关系推动下，汉语在非洲国家的推广效果显著，除中国政府主导与推动的以孔子学院为主的汉语推广之外，非洲国家多通过自己的努力在本国大学开展汉语教学并逐步建立汉语教学机构。这些工作为展现中国积极的国际形象、增进世界对中国的了解具有十分积极的影响。[4]此外，中亚地区的孔子学院具有“扩大中国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减轻‘东突’势力在中亚地区对中国进行敌视宣传的负面影响”以及“维护西北边疆安全”[5]等重要意义。在中国与中亚地区自古以来就拥有密切联系的基础上，中亚孔子学院非常注重寻求两种文化的结合点。例如，哈萨克国立民族大学孔子学院举办哈萨克族共享的纳吾热孜节并在节日上鼓励学生表演哈萨克歌舞，以促进学生对孔子学院的高度认可。
经过十几年的探索，孔子学院将文化交流不断推送至异域，对于促进中外关系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文明多样性的显现
正当孔子学院日益将文化交流的实践推进到各大洲不同的国家之时，近年来欧美一些媒体却频频指出孔子学院的建立具有政治性的目的，甚至具有共产主义教育渗透的嫌疑。如英国主流媒体就从“向后看”“消极看”“夸大看”以及“有意误读”等多方面对孔子学院进行“选择性误读”，从而扩散、强化其意识形态性。[6]孔子学院进入世界不同区域恰恰意味着中国与各国各民族文明的交流、对话与互鉴，进而使异彩纷呈的世界文明得以显现。
某些西方国家对孔子学院的“习惯性”批评与他们所想象的文化边界有关。“边界”因分类的多样性具有丰富的表现。在人类学视野中，与地理边界、语言边界、文化边界相关的事项是经常被聚焦的重要议题，人类学家对多种边界是否合而为一以及各种边界间的相互关系进行着持久的探讨。塞缪尔·亨廷顿多年前曾预测，“在后冷战的世界中，人民之间最重要的区别”是“文化的区别”，“人民和民族正试图回答人类可能面对的最基本的问题”，回答“我们是谁”的非传统方式很可能意味着“我们只有在了解我们不是谁、并常常只有在了解我们反对谁时，才了解我们是谁。”因此，“民族国家仍然是世界事务中的主要因素”[7]6。人们习惯于将那些事实上指向某个区域范围的边界视为具有区隔意义的存在，并因此凸显其“非此即彼”的二元区分效用。孔子学院在异域的建设激起了当地“我是谁”“我不是谁”甚至“我反对谁”的边界反应。在“我反对谁”的极端情形中，孔子学院被简化为语言边界乃至文化边界的代名词。在此背景下，孔子学院旨在通过语言交流与对话来推动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对话的旨趣被遮蔽。
非常遗憾的是，可能是碍于某些力量对孔子学院的批评，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也开始刻意地淡化了“孔子学院”一词的出现频率，该机构的官网不再延续过去的孔子学院总部的做法，孔子学院专栏被取消，而“汉语桥”“伙伴计划”“语言合作”“文化交流”等栏目被突出彰显着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新功能更替。目前，孔子学院动态发展数据由负责运行孔子学院品牌的中国国际中文教育基金会官网提供。基金会官网采取了新的呈现形式以表现数据信息，通过点击世界地图可以快速了解各大洲孔子学院以及孔子课堂的相应数量。然而，当前官网所提供的数据在准确性方面仍有存疑，如2019年数据，全球设立孔子学院的国家（地区）总数为162个，但各大洲的具体数据相加却并不能得到这个总数。[8]
海德格尔曾经把语言视为存在之家，然而几年后，当他面对日本学者的访问时却对自己的论断表示了怀疑，因为“如若人是通过他的语言才栖居在存在之要求中”，那么使用不同语言的人们（如欧洲人与日本人）也许“就栖居在完全不同的一个家中”，那么，“从家到家的对话就几乎还是不可能的”。因担忧通过德语是无法道说出东方艺术之深刻内涵的，海德格尔提示需警惕“地球和人类的完全欧洲化”这种进程。[9]90，101海德格尔的担忧不无道理，然而以语言为主的文化符号及文化产品的多样性并不会遮蔽人类最本质的实践活动的同一性。在这里，孔子学院需要回归到文化因相遇而被凸显的边界问题上。
不同文化的相遇历来引人瞩目。南北朝时期的宋懔在北方定居下来后，通过回想南方的故土风俗并把它记录下来从而成就了不朽的名作《荆楚岁时记》，隋朝时杜公瞻为该书作注并有意识地将书中的南方风俗与北方风俗进行比较，这份记注与原著一并流传至今。18世纪后期，库克船长抵达夏威夷群岛，因登陆时间以及在岛上的环游路线与神明巡岛的神话故事相吻合，故而库克船长被当地人误认作“雷诺”神。当地人为他专门举办了玛卡希基节，并且对库克船长一行人付出了极高的热情。然而，当库克船长按照约定时节离开却又因遭遇海风而返回时，当地人意识到他并非真正的神，愤怒之下与之起了冲突，最终库克船长被袭身亡。在美国人类学家萨林斯那里，库克船长的故事引发了对世界体系的思考。库克船长的到来不仅意味着不同文化的相遇，也带来了土著居民内部的关系变化，当地民众借机从世俗统治者手里收复了土地，从而使夏威夷内部的社会关系得以转型。[10]萨林斯的分析从根本上说是从不同的文化秩序中理解独特的历史实践。加纳学者奥比耶斯科尔并不认同萨林斯的分析，他批评这些分析存在民族中心主义的倾向，是以西方为中心的。尽管萨林斯似乎在坚决捍卫夏威夷土著文化的独特性，但在奥比耶斯科尔看来这不过是“将这短暂的误会当作本质化凝固夏威夷文化的证据”[11]。萨林斯认为“人们是依据对文化秩序的既有理解，来组织他们的行动计划，并赋予其行动目标以意义的”，因而“文化的图式也是以历史的方式进行安排的”[12]3。简言之，非西方在面对外来冲突时也会按照固有的文化图式去思考与认识世界。
库克船长被杀两百多年后，夏威夷群岛上建立了孔子学院，文化相遇的新故事得以续写。然而，以倡导尊重多元文化的人类学家萨林斯此次却并没有站在支持文化相遇的角度去理解孔子学院。近年来美国、加拿大及欧洲数国多所大学取消了孔子学院，其中美国取消的孔子学院较多，从2017年的110所减为2019年的81所。尽管如此，当前美国的孔子学院数量仍居世界第一。作为世界上两个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实体，中美两国之间不断加强文化交流而不是切断文化交流才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2018年度，美洲开设孔子学院的国家数量从2017年的21个增加到24个，然而，孔子学院的总数量却从161所降低为160所。2019年度，美洲开设孔子学院的国家数量又从24个增加到27个，孔子学院数量则继续下降，变为138所。2020年度数据维持2019年数据不变。①这些数据表明，在一定程度上孔子学院的建设虽然突破了地理的边界，却未必能够顺利地突破文化的边界。
当孔子学院伴着内容及内涵丰富的中国文化进入异质文化空间之时，文化差异的凸显使得人们首先聚焦于文化边界。然而，文化边界本来也是具有文化间相互过渡的本质意义的。只不过，当来自不同地域的“对当地绝大多数人而言本来是‘神圣的’陌生人”呈现在更多不同地域之中，其实也不断增加了“外地人与当地人‘互相移近的复杂度’”[13]31，32。作为文化过渡地带的孔子学院在不同地区的落地，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显现着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孔子学院在不同区域所实施的与当地社会的不同合作类型即是人类文明多样性的表征。值得肯定的是，不同的合作类型使得多元丰富的中国文化进入到不同的异域空间，从而进一步促使文化交流变得丰富与多样化。孔子学院因此也更加成为文明多样性的显影剂。
三、文化交流达致和合
世界大同、和合共生是中国几千年文明一直秉持的理念。孔子学院在发展过程中，通过有力推动平等健康的文化交流从而向世界呈现中华民族的传统智慧并达致和合，是非常具有探讨空间的。通过文化交流来理解他者、理解自我并理解世界是不同地域、民族、国家的人们之间接触的重要目的。文化交流不是一方获益而另一方受损的零和博弈，更不是博弈双方都有损失、整体利益都有所减少的负和博弈。在大部分情况下，文化交流的结果是共赢的。即使这种最理想的结果不能获得，那种双方的利益都有所增加，或者至少在不损害另一方利益的前提下，一方的利益增加的正和博弈是可以达成的。当然，要达成正和博弈而不是零和博弈甚至负和博弈的结果，平等地对待对方是重要的前提条件。
为实现共赢的文化交往，孔子学院在建设过程中更加需要注意认识当地、认识世界，更加需要去认识自我与当地、与世界的关系。身处不同区域的孔子学院建设者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汉语教学及文化交流实践后，已经不约而同地提出“本土化建设”的呼声，这其实恰恰是发现了当地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差异并试图对其进行深入了解从而展开真正交流对话的尝试。
健康的文化是建设性的，真正平等健康的文化交流可以迎来正和博弈。维特根斯坦认为，“我的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这意味着语言的界限与世界的界限被等同起来，即世界之所以是我的世界，表现在语言的界限指示着我的世界的界限这一事实之中。[14]85语言的边界决定了世界及视界的大小，对于个体而言如此，对于社会乃至国家而言同样如此。视线囿于单一语言，那么蕴含在其他语言中的信息与知识则无法达致，站立在这些语言之后的世界也无法得以敞开，普遍交往没有真正实现，他者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积累的智慧与探索的真理依然遁于无形之中。在这样的时刻，人们看到的依然只是世界的一隅，世界的真实性仍处于隐匿状态。多种语言因其主要使用者的增加而轮番登上世界舞台并抢夺最具影响力的地位，这并不能带来文化的相互理解，相反还有可能因为语言的霸权而进一步加深文化间的区隔。不同的文化是人们面对世界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人类智慧，平等的文化交流达到文化分享的结果才能为整个人类带来福祉。
语言传播若最终不是为了促进文化的分享与交流，则可能引起负和博弈，不平等以及破坏语言文化生态是最常见的非双赢博弈的结果。“英语作为全球语言的广泛传播和使用激化了国际政治、经济贸易、学术研究、文化交流等领域的不平等。对其他语言构成了生存危机……强力地推动了世界语言单一化进程，打破了语言文化生态的平衡，腐蚀了文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15]基于此，对语言传播合法性、正当性的争论也引起了新的阐释视角的出现，比如，“让某种语言的结构及其使用合理、合法的一系列语言信仰”的语言意识形态就深化着文化的矛盾。[16]173从更深的层次而言，语言意识形态兴起的背后涉及的是因生产力差异而造成的文化流动。生产力差异引起了社会生产力主体的合于目的的流动，文化的差异也可能引起文化的流动。
平等地对待对方是在文化交流中实现共赢的必要前提，而无法平等对待对方的现实常以唯名论的形式阻碍着文化交流的顺畅展开。孔子学院因命名涉及孔子且孔子思想曾遭到猛烈攻击与批评的历史以及儒家对等级秩序的严格强调都成为西方世界否定孔子学院正当性的主要理由，孔子学院被描述为意欲实现“‘和谐’价值”等政治性目的。[6]无独有偶，旨在“更好地促进科技共享、经济贸易、文化交流以及国际理解和信任”而专门成立的英国文化委员会也受到唯名论的质疑。最初，委员会的全名为British Committee for Relations with Other Countries，后来改为British Council for Relations with Other Countries，直至1936年改为British Council后才沿用至今。之所以不断易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committee”一词意指“受官方委托履行一种职能的团体”，而“council”虽然也指一种组织或团体，但一般却不属于政府机构。[15]命名及更名的故事充分说明了不同文化间实现真正的交流对话所面临的诸种阻碍，然而这还并非是实现正和博弈的唯一困难。
文化边界在历史上的常态化凸显是实现共赢所需克服的另一个重要难题，这也意味着如何超越边界，实现文化交流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当不同社会间的经济接触与文化的相互影响日益增强，文化边界就越加得到凸显。距离库克船长抵达夏威夷不久，马戛尔尼抵达中国，作为英国赴中国的第一个外交使团，马戛尔尼觐见乾隆时究竟行双膝跪地叩头礼还是行单腿跪地礼引起了争执。这场发生于18世纪末的文化相遇故事从更深层次上折射的是双方对“谁是世界文明中心的话语权力”的争夺——“人们的生产、分配及消费都是在一定的文化支配之下进行的”，都是一定的社会历史的产物，都是“一旦形成，便因其巨大的惯性而不会轻易改变”[17]129-131。文化的逻辑与之相似，也存在所谓的文化交流或文化流动的惯习。在印度的历史上，尽管“在英国人到来以前”的印度已经数次被外界所侵略并“留下了自己的印记”且“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印度的传统社会的发展”，然而“英国人的历史作用是分裂并改造了这一传统社会”，即使“下至村庄一级”都能感觉到英国人的影响。[18]434
可以说，一些欧美发达国家因近代以来形成的具有霸权意味的自西向东的文化流动惯习而对自东向西的文化流动显现出强烈的抗拒，这其实是对文化霸权地位的维护。这种惯习所勾连的自我文化优越性以黑格尔式的历史终结观为代表，即“世界历史从‘东方’到‘西方’，因为欧洲绝对地是历史的终点，亚洲是起点”[19]95。他们认为西方或者说欧洲所代表的文化和制度才是人类发展的终极目标。然而，西方资本主义不过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而并非终结。世界的未来理应是多元文化共存的，而不是单一文化主宰的。人们也越来越承认多元的世界对于人类的未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需要有更多的文化交流。当然“，仅凭愿望是催生不了交流的”[20]26，而且，交往不仅仅是传递信息，更是建立与他人的关系[21]68。孔子学院在此意义上就不能仅是简单的语言教学以及文化传播的非营利性机构，更多的需要成为一种新的与他人建立联系的模式。无论如何，当不同的文化相遇并发生交往之时，原有的平衡往往会被不断打破，新的交往惯习正处于不断形成之中。
从根本上说，西方有些人倾向于压抑差异，希望黑格尔式的历史的终结能够达到，克服所有的差异及其生成。表面上的尊重文化多元只是为了凸显自身俯视地位的策略。当西方在发展中走向前列的时候，这样的策略是不容易发现的，当他们如萨林斯一样原本是以倡导尊重多元文化的人类学家的形象出现时，魅惑性极大。当真正面对其他文化要平等地交流的时候，他们自诩尊重多元文化的心智便失衡。列维-斯特劳斯已经发现了西方文化霸权的终结，他认为，“西方文明从它自身已不再能找到新的、进步的东西”，因此更确证了“一种文明如果没有另外一个或多个文明作为对照的话，是不能自诩为一种文明的”[22]4，31。进而言之，真正的文化多元、文化交流与文化理解只有在博弈双方具有平等地位的正和博弈中才能实现。
四、结语
“为什么文化会有差异”一直以来都是缠绕在人们头脑中的问题，19世纪中期之前的作家“可能曾思考过文化差异以及人类的本质”问题，但是他们缺乏“如何科学地解释文化差异的线索”，达尔文关于生物差异性的理论或许不是最为科学的解释，但确实已经成为探索人类文化差异本质的一个范式。[23]10生产力水平有高低，高水平的生产力会往低水平的地方流动。与特定人群包括国家相联系的文化凭借生产力差的流动而流动。处于不同位置的人也会因为这样的流动给自己带来不同的影响而对孔子学院产生不同的评价。随着人们对世界上不同文化理解的不断加深，那种把文化差异性理解为发展序列前后的进化论早已在理论上被摒弃了，但是，在现实中，为了人类发展更长远的利益而放弃那种短视的自我文化中心主义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承认差异、积极认识差异可能为人的发展带来积极因素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人类最为根本的社会实践活动，是实现真正的文化交流、解蔽世界的前提。孔子学院自兴办之始就把文化的差异放置到异域，使得世界文明多样性得以显现，这恰恰是有利于促进不同文化间相互理解、相互认识与对话的。以前人们可能更多地是从理论上知道世界文化的多元，但并不像现在从孔子学院的建设以及经历的与之相关的认可与质疑里看得这么真切。孔子学院能够为人们带来的最大价值在于不断去思索与探索文化交流实现的可能性究竟在哪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思想在于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对话。聚焦孔子学院发展，对相关文化个案进行分析，对于进一步理解人类的文化交流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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