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赵曦，中国传媒大学中国纪录片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毛鑫，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编者按：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中国媒体迅速响应，多部抗疫纪实影像作品陆续播出，在国际传播中取得覆盖率和公信力双高的传播效果，成为近年来突发公共事件中成功塑造中国形象的典型范例。疫情纪实影像在危机响应、反映内容、话语方式、传播策略等方面的理念与实践为后疫情时代有效应对突发公共事件，以及纪实影像如何在国际传播中讲好中国故事，提供可供参考的案例启示。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流行已被公认为影响世界的重大事件，疫情遍及185个国家。截至2021年8月全球累计确诊人数已超过2亿人，患者超过10万人以上的国家达到105个，^①且病毒传播至今在全球仍不断反复，使世界对疫情的防控面对极其复杂的局面。新冠肺炎疫情不仅改变了历史进程，使全球经济衰退不可避免，也重塑了世界格局，使国际间往来与合作发生了巨大变化。

回溯世界范围内疫情的发展过程，中国最好地实现了对疫情的有效控制。在国际疫情形势仍然严峻的当下，中国已经实现精准防控，复工复产，经济恢复，社会稳定，成为世界第一个恢复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同时，中国全力支持全球疫情防控，显示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良好愿望和大国责任。中国抗疫模式的成功使中国模式优于西方模式的结论不证自明，由此，中国良好的国际形象得到进一步确立。

以中国成功抗疫为基础，疫情背景下中国媒体适时把握时机，形成以官方媒体机构、民间互联网集体和网民等多元化传播主体，以新闻消息、专题报道、电视直播、互联网短视频等多样化传播形式，以国家媒体机构及其新媒体平台、民营专业网站、社交媒体公众号等多渠道传播方式构成的传播矩阵，在疫情初发、救治防御、有效控制等不同时间段有效向世界传递了中国抗击疫情的真实样貌，对冲境外对中国疫情的不实言论，引导国际舆论转向认可、称赞中国，成为近几年来国际传播的成功范例。

在庞大的对外传播矩阵中，作为跨文化传播最有效的影视形态，纪实影像因其真实、客观地呈现疫情笼罩下的社会样貌，呈现探析事件本质的深度和蕴含人文关照的情怀，因而具有不同寻常的权威性、可信度和传播效果，成为讲述抗疫故事最有效的形式。以“疫情”“战疫”“抗疫”等为关键词搜索，据尼尔森提供的数据显示，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央视、卫视共播出疫情纪实节目约115部，国内收视率大部分高于同时段平均收视率水平。

在对外传播中，以自媒体为主要形式的抗疫纪实影像在海外社交媒体平台迅即出现，展现了疫情初期中国社会的零散式样貌。随后，由官方媒体制作的《武汉：我的战“疫”日记》《英雄之城》《武汉战疫纪》《中国战疫纪》《武汉24小时》《同心战“疫”》等数十部疫情纪录片相继面向海外播出，其中多部作品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时及时、准确呈现，表现出发布时间早、信息内容全、互动热度高、传播效果好等成功传播案例的特质。

本文从抗疫纪实影像在突发公共事件对外传播中展现出的危机响应的速度、反映内容的深度、话语方式的温度和传播效果的广度，对其国际传播的理念和实践进行分析研究，以求为后疫情时代对外传播讲好中国故事、为今后有效应对突发公共事件，做好纪实影像的国际传播，提供可供参考的启示。

一、危机响应的速度

在新冠肺炎疫情初期，中国面对海外不利的舆论环境，把握时机，及时发声，以最快的速度全面反映疫情的真实情况，起到谣言消解的作用。

2019年12月30日，第一财经通过微信公众号首次对新冠肺炎疫情进行公开报道。2020年1月26日，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战疫情特别报道》开播，1月27日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众志成城抗击疫情特别报道》开播。十天之内，5个央视频道，29个卫视频道，共计34个频道陆续开设了播报疫情防控信息的特别节目，实时发布疫情数据，直播新闻发布会权威信息，回应民众疑惑，累计观众规模1.71亿户，累计收视量达16.7亿户次，^②及时进行危机的舆论疏导。

与此同时，中国的疫情引发国际社会的共同关注，国外知名媒体纷纷展开关于中国疫情的报道。以美媒为代表的境外传媒机构，基于此前中美贸易摩擦以及中美外交关系紧张的形势，不断利用缺乏事实根据的舆论抹黑中国形象、夸大中国疫情，频繁向国际社会传递不实信息。2020年2月3日，美国《华尔街日报》发表题为《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China Is the Real Sick Man of Asia)的评论恶意侮辱中国形象;3月8日，美国《纽约时报》发表题为《中国也许会战胜疫情，但损失惨重》(China May Be Beating the Coronavirus, at a Painful Cost)的报道质疑中国的封城策略对湖北省的影响，无端指责中国措施“比疾病本身更糟糕”。

2020年2月3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频道制作的系列纪录片《武汉：我的战“疫”日记》在国内外同步播出，第一时间以疫情亲历者Vlog的形式向世界展现了医护人员、普通市民、媒体工作者、外地援助者等不同视角下真实的武汉。2月28日，抗疫纪录片《武汉战疫纪》于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英语频道播出，片长33分钟的新闻纪录片涉及从武汉疫情暴发第一天到疫情被成功控制的完整时间段，是官方第一部以宏观视角完整、系统、全面介绍新冠肺炎疫情的纪录片。3月26日，由新华社制作的武汉战疫全景纪录片《英雄之城》被外交部推荐给驻外使馆及机构网站、公众号等播出，再次向世界展现了武汉战“疫”两个月内的重要历史时刻和关键之举背后的故事……

纪录片一直以来被视为时间的艺术，因其忠实于自然流程的纪录而需要长时间的素材积累，很多纪录片往往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拍摄周期。例如，跟踪孩子10年成长之路的纪录片《零零后》、聚焦涉禽苍鹭拍摄周期长达5年的自然纪录片《鹭世界》、历时10年记录迁徙中的羌族的民族志纪录片《寻羌》等等。而面临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第一时间告知真相是应对危机的正确策略。时效性是中外公认的新闻价值要素，“时间第一”原则在危机新闻传播中至关重要，对内有助于澄清信息、消除恐慌，对外有助于消解谣言、树立形象。

抗疫纪实影像的创作遵循了新闻传播应对突发公共危机时以时间为决定性因素的原则，突破传统的纪录片生产模式。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迅速立项，选择具备人物纪录片创作经历的团队制作《武汉：我的战“疫”日记》，通过互联网、电视台等渠道找到大量选题，快速判断选题价值以保证日播纪录片的质量，该系列纪录片也刷新了央视纪录频道有史以来的最快生产速度。^③另一部抗疫纪录片《武汉战疫纪》的导演葛云飞在接受本文作者采访时介绍了其创作历程：一周时间内，三人组成的创作团队在高强度、连轴转的工作方式下完成了这部纪录片的制作。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两个月之内，数十部抗疫纪实影像作品面向海外播出，海外受众通过来自武汉的第一手影像资料了解到中国抗疫、防疫的种种举措和成效。由此，中国在疫情暴发初期充满“嘈杂之声”的国际舆论场上及时、有力地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武汉人民同舟共济抗击疫情的真实故事和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使种种谣言被消解。

二、反映内容的深度

中国在“尽快告知”和“主动告知”的基础上，以“充分告知”的信息量向海外展示武汉抗疫的详细过程，设置议程，完成解疑释惑功能。

英国危机管理专家罗杰斯特(Michael Regester)提出的主动告知(Tell your own tale)、充分告知(Tell it all)和迅速告知(Tell it fast)的“3T原则”，成为危机情境之下信息发布的应对原则。其中“充分告知”原则强调毫无保留地发布危机事态信息，诸如危机的诱因、损害和下一步的发展趋势等。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纪实影像在及时、主动响应危机的基础之上，以高饱和的信息量、还原事件本质的内容深度使文本达到了“充分告知”的层面。 充分告知事件发展的全过程。由中新社制作的抗疫纪录片《中国战疫录》系统梳理了中国战疫进程，全景展现疫病突袭状况下的中国作为。该纪录片配有中英文双语字幕，在海外多个平台和社交媒体上线，分为《疫病突袭》《全民战疫》《中国速度》《医者大爱》《四海同心》五集，内容既有严重疫区的疫情发展脉络，也有全球视野下的勠力同心;既有全民参与的宏观叙事，也有个体舍生忘死的生动故事……该片对海外民众系统了解疫情、获取真实信息具有重要价值。

充分告知事件的多个侧面。突发公共事件的紧迫性、偶然性和破坏性往往使社会处于非常态化阶段，危机不仅存在于事件本身，也暴露在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往突发公共事件的新闻报道常常聚焦事件核心内容、凸显与之关联的某一方面，受众难以获知整体信息。纪录片相较短、平、快的新闻报道形式拥有更大的信息容量和更动人的艺术特质，作为载体在多维描绘危机事件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

目前，随着国内新冠肺炎疫情态势逐渐平稳，诸多纪录疫情之下社会发展各个侧面和局部景观的纪录片作品受到关注，帮助受众构建了更加立体多元的疫情下的社会景观和个人命运。“解读中国工作室”的《高考2020》以中国疫情下的高考作为小切口积极对外展示中国抗疫举措、成效和形象;天津市委宣传部和中国外文局合制的中英文微纪录片《大考》，聚焦歌诗达赛琳娜号邮轮疫情成功处置等经历为其他国家及其民众开展疫情防控提供了借鉴和参考;纪录电影《武汉工厂》记录了联想集团(武汉)产业基地的工人们如何应对疫情、工厂如何维持生存的故事，同时展现中国企业面对贸易冲突如何与世界融合。

值得注意的是，过度的公开信息也可能造成被错误地解读。例如5·12汶川地震时中国部分媒体采取了西方媒体称为“罕见”的信息公开力度，全面发布了灾害相关的各种信息。当年5月18日《纽约时报》发表题为《当克里姆林宫小试公开》(When the Kremlin Tried a Little Openness)的报道称，对中国如此速度和规模的信息发布表示担忧，剧烈的信息公开可能会成为“威权国家”的危险。^④因而，把握适度的信息公开量，选择准确的事实内容，需要媒体针对危机事件进行合理的议程设置，从而将舆论焦点引导至正确的方向。

上述抗疫纪实影像作品让海外受众全景地看到了真实的中国抗疫故事，将舆论从此前关于“中国病毒”和“中国抗疫举措”的争论转移到了“全球共抗疫情”的世界性话题上来，向尚未处于疫情之中和刚刚处于疫情之中的海外民众积极分享抗疫经验，用具有说服力的信息和权威性的真实内容完成了解疑释惑的功能。

三、话语方式的温度

在呈现方式和话语表述方面，中国以人性化的话语方式讲述抗疫故事，缩减文化差异感以实现跨文化传播，发挥了鼓舞人心的作用。

突发公共事件的国际传播除了面临时间上的紧迫性、危机本身的复杂性外，还面临空间上的跨语域、跨语境和跨文化等诸多问题。国际传播话语的恰当性和有效性需要放置在异文化语境中进行考量，话语不仅是对外传播文本的构成要素，更是一种互动交流的形式。英国语言学家格里高利·贝特森(Gregory Bateson)将语境所包含的因素分为话语范围、话语基调和话语方式。语境的三要素相互联系作用，并相互制约，最终实现讲述者的表达意图。^⑤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初期，部分国外媒体将中国抗疫举措放置在他国语境之下探讨实施的可行性和合理性，忽视中国独特的社会现实基础和疫情发展的实际状况，致使国际舆论场上出现对武汉疫情的各种猜测和对中国形象的诋毁言论。武汉封城当天，美国《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专家称武汉“封城”规模史无前例》(Scale of China’s Wuhan Shutdown Is Believed to Be without Precedent)的报道，采访了几位持有“封城会侵犯人权”观点的“专家”，意图借题炒作损害中国形象。

针对海外媒体的误解提供真实情况形成信息对称，针对受众关心的问题及时予以呈现，是中国以疫情为主题的纪实影像不约而同采取的创作理念。

首先，采用平实、客观的叙事态度作为主要话语方式。《武汉战疫纪》的导演葛云飞在接受本文作者采访时强调，纪实作品在创作过程中始终追求建立与世界对接的话语体系和语态，减少海外受众意识形态上的差异感。实际上，此次抗疫题材纪实影像作品在对外传播中的确表现出了强大的跨文化能力，国际化的呈现方式和表述语态让海外受众对其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共鸣。

其次，以精准、严谨的新闻调查方式构建话语基调。危机事件的发生往往会造成民众恐慌，传统应对危机事件的新闻宣传模式在对外传播中容易造成海外受众的疏离感，因而对事态本质的还原优于观点的直接灌输。由Discovery探索传媒集团与The Intellectual Chinese智识学研社，携手西瓜视频共同推出的纪录片《战疫启示录》，讲述了以张林琦、谢晓亮为代表的中国科研专家夜以继日地研究如何从康复者体内分离抗体，阻断病毒进入人体细胞等故事，用科学传播的视角展现了实验室里的抗击病毒的中国智慧。

最后，温情、人性化的抗疫故事构成话语范围。重大突发事件中，权威人物和英雄人物通常是媒体聚焦的话题，但中西方文化价值体系存在差异，大部分海外受众对疫情之下普通百姓的生存状态更加关注。上海广播电视台纪录片中心出品的全民合拍抗疫题材长纪录片《温暖的一餐》，素材源于上海广播电视台和新浪微博共同发起的征集活动，原始素材来源于100多位视频博主，内容聚焦于“吃饭”这个日常行为，呈现了百姓面对抗疫生活的勇气。该片上传至优兔后立即收获了海外网友的大量关注，影片所展现的中华民族坚韧质朴的品质得到盛赞。

四、传播效果的广度

中国在抗疫过程中联动多方力量，形成多渠道、多平台、多形式的对外传播矩阵，扩大传播范围，提升了传播的实效性，增强了话语主动权。

根据数据分析公司Statista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6月，全球互联网活跃用户规模为45.7亿人，社交媒体活跃用户数量达39.1亿人，^⑥每10个互联网用户里就有超过8个人活跃于社交媒体，这深刻地改变着人们接受新闻和信息的方式。2017年，皮尤调查中心数据显示，美国超过三分之二(67%)的成年人从社交媒体上获取新闻，^⑦足以见得社交媒体已然成为人们认识世界、了解世界、互动交往的第二生活场域。积极利用海外社交媒体进行对外传播，是实现突发公共事件中中国故事快速高效国际传播的有效手段。

中国国际电视台创作的《武汉战疫纪》于2020年2月28日在CGTN英语频道播出，同时在CGTN官网、APP，CGTN各海外社交平台账号(优兔、推特、脸书等)全网推送，发布5天之内即达到视频观看量1689万人次，互动量45.8万人次，突破CGTN的历史传播量，截至目前仍是同题材纪录片中海外播放量最高的一部作品。在新冠肺炎疫情话题热度持续发酵、武汉封城举措备受争议和抗疫工作取得显著成效的关键之际，这部来自疫情震中的新闻纪录片满足了海外受众对一手信息的需求。

与此同时，该片也引起海外媒体的高度关注，相继被美国广播公司(ABC)、英国Channel4电视台、法国TV5MONDE电视台、意大利TGCOM24电视台、加拿大广播公司、日本朝日电视台等21个国家和地区的165家境外电视频道和新媒体平台采用。^⑧在当下的互联网传播语境中，传播渠道与内容拥有同等的重要性，《武汉战疫纪》的广泛传播一方面在于其全网、多平台发行的方式扩大了传播范围、增加了潜在海外受众数量，另一方面在于借助海外媒体的力量缩减传播盲区实现了二次传播。

除了权威话语和官方平台外，个体的力量在跨文化传播中也不容小觑。在脸书和优兔平台搜索《武汉战疫纪》(The Lockdown：One Month in Wuhan)，会发现很多海外社交媒体用户转载了《武汉战疫纪》优兔平台播放链接，并将其标注为必看(Must watch)，与之相互关联的个体用户会即刻因此而关注这部作品。互联网传播的主要功能——社群效应就此发生作用，用户与用户之间多维度的连接使得这部作品迅速在拥有不同语言的国家、拥有不同属性的群体之间传播开来。

综合利用对外传播矩阵的最终目的是提升中国媒体在海外的品牌知名度，即影响力，这需要覆盖力、传播力、公信力的共同作用。^⑨高覆盖力要求中国媒体整合海外社交媒体、海外客户端等多种形式的传播力量，达到矩阵共振的对外传播媒体格局;高传播力要求媒体树立全球思维，尊重文化差异，注重海外受众的差异化需求，及时、有效地进行信息的发布和业务的调整;高公信力要求媒体重视舆论引导建设，展现权威形象，在突发公共事件国际传播中争取话语主动权。

五、结语

抗疫纪实影像是中国媒体在突发公共事件中的成功对外传播实践，也是中国媒体自塑国家形象的成功实践。其危机响应的速度、反映内容的深度、话语方式的温度和传播效果的广度让中国在国际舆论场上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对改善危机情境下国际舆论的方向有显著的作用，为今后应对突发公共事件、做好纪录片的国际传播提供了切实可行的理念和路径。

当前，世界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媒体应积极进行对外传播的探索与实践，逐步建立新型国际传播话语体系，通过树立全球思维，积极转变话语方式，对外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升处理跨文化冲突的能力，在实现信息跨地域流通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实现意义层面的跨文化交流。

注释：

①《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实时动态》，凤凰网，http://news.ifeng.com/c/special/7uLj4F83Cqm。

②数据来自市场监测和数据统计公司AC尼尔森关于央卫视防疫报道收视量统计结果。

③何苏六、李宁：《生死时速温情呈现——总台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报道中纪录片创作评析》，《电视研究》2020年第6期，第18-21页。

④胡百精：《危机传播管理（第3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04页。

⑤朱永生：《话语基调的含义与主要内容》，《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第26-31页。

⑥王润珏：《社交媒体空间的国际传播竞争格局与发展态势》，《对外传播》2020年第9期，第59-62页。

⑦《皮尤：逾三分之二美国人从社交媒体获取新闻》，中文互联网数据资讯网，http://www.199it.com/archives/631357.html，2017年9月8日。

⑧《武汉！全世界挺你！CGTN英文纪录片〈武汉战疫纪〉引发海外热烈反响》，国际在线，http://news.cri.cn/xiaozhi/827a9ab2-8445-114f-8df0-3868dc819b63.html，2020年3月4日。

⑨刘芬、周云：《新媒体矩阵传播之道——基于358个主流传统媒体的样本分析》，《新闻战线》2017年第13期，第54-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