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耿羽，社会学博士，福建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农村社会学与华人华侨文化研究。
编者按：本期文章基于相关社交媒体数据，探讨了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海外华人媒介形象的建构问题。文章指出，在新媒体尤其是自媒体风行的时代，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中国社交媒体中的海外华人媒介形象呈现多元类型，既有在祖（籍）国和住在国“双重”的抗疫防疫形象，也有在祖（籍）国和住在国“双重”的被质疑者乃至被歧视者形象。文章尤其提到，2020年3月中下旬，海外华人在中国曾遭遇严重的负面形象危机，但很快通过政府“稳定器”、主流媒体“把关人”、受众“自净化”等机制实现形象修复。文章指出，这一危机的启示有二：一是媒介形象修复依赖于“现实社会-媒介-受众”三重因素共同发挥作用；二是开放的网络环境，虽然会生成大量夸大信息和不实信息，但同时，包括海外华人在内的受众，可以通过主动发声以及辩论讨论，消除误会，弥合分歧。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这场百年不遇的全球流行病造成的人员感染、经济减损、社会压力、舆论恐慌都是空前的。海外华人跨境生活在祖（籍）国和住在国两个社会，既双重融入和参与两个社会的发展，也可能在两个社会遭遇双重的隔膜和误解，此次疫情更是凸显了海外华人遭受到的双重歧视与排斥。
本文基于爬虫（python）编程技术抓取中国互联网媒体平台的大量数据，对疫情防控期间海外华人媒介形象进行学理分析，描述疫情防控期间中国社交媒体中海外华人的多元形象，分析海外华人遭遇的负面认知及原因，并探讨海外华人负面形象的修复机制。
一、文献回顾、研究对象及数据方法
（一）海外华人媒介形象研究
学术界对海外华人的媒介形象进行了若干研究，主要分为以下四类：文学作品中的形象、电视电影中的形象、报纸新闻中的形象、互联网媒体中的形象。
学者较早涉入的是海外华人在电视电影和文学中的媒介形象研究，尤其是美国华人在电视电影或文学中的媒介形象，这两类研究目前数量最多，学术积累也最深厚，相关论文高频运用了“东方主义”“刻板印象”“污名化”“他者”等话语进行分析。许多论文都提到，在西方话语体系下，尤其是“东方主义”的视角下，华人形象成为维护西方思维和文化霸权的刻意投射，[1]西方用猎奇与霸权的方式想象和构建了“他者化”华人形象。[2]在美国文学和影视作品中，华人形象徘徊于“邪恶的撒旦”与“被驯服的家臣”之间，[3]被卑贱化、恐怖化、邪恶化、神秘化、暴力化和肮脏化。[4]在国外的新闻报道中，类似情况也在重演：19世纪至20世纪中叶，欧美报纸露骨地将华人形象与“劣等民族”、“瘾君子”、赌博、无知落后等联系在一起。[5]近年来，欧美媒体用词较为谨慎，但对于华人的负面报道仍远高于正面报道，华人形象被塑造为“社会不稳定因素”“非法贸易者”或“本土商人的竞争对象”。[6]在国外网络媒体如某些论坛平台上，消极负面评论中国和华人帖子的总量也远远大于积极正面的帖子。[7]国外不友好公共舆论的背后，除了文化因素外，还有更现实的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如对移居国缺乏政治忠诚和对稀缺经济资源的竞争。[8]欧美媒体的傲慢与偏见，导致了华人形象被侮辱和损害，华人是欧美媒体叙事中的“失语者”。“失语者”的第一层次的含义是无人为华人发声。许多组织和人士致力于改变这一状况，如越来越多的华裔文学作家希望对抗欧美主流霸权话语中华人形象的规约性描述，讲述新型华人故事。[9]又如，《星岛日报》《世界日报》《侨报》等海外华文媒体立足于华人族裔利益，呈现了华人既思念祖国家乡又渴望融入住在国主流社会的意愿。[10]再如，中国媒体也积极报道海外华人在文化交流、经济发展、政治参与、科技进步、报效祖国等方面做出的贡献。[11]
以上研究希望解构既有的华人刻板形象，建构新的华人形象，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海外华文媒体可能强化华人局限于聚居地内小范围的同族裔间的交往。[12]此外，以上书写展示的华人媒介形象侧重积极和正面，描述的对象也通常集中于成功的、有贡献的华人，这暴露出第二层次的“失语”问题，即普通华人的“失语”，占据大多数的普通华人的形象很少出现在媒介叙述中。[13]
（二）研究对象与问题的提出
在已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尝试通过爬虫编程抓取疫情防控期间国内社交媒体数据，分析在新冠肺炎疫情这种突发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下，海外华人媒介形象时如何被建构的。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用的“海外华人”是个较为宽泛的概念，而不是法律意义上的概念，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受制于现实网络用语状况。虽然不少学者主张严格规范华侨、外籍华人、归侨、侨眷、华裔、国际移民、海外侨胞等词汇的使用，[14]但网络媒体在使用以上概念时经常混用或错用，而网民在发帖或回帖时用词就更为随意。这导致用网络爬虫抓取时，搜索“外籍华人”“华侨”“移民”等难以抓准目标对象。例如，次此次疫情防控期间，媒体或网民使用“华人”或是“华侨”等词汇，其实大多想要表达的都是含混的“在国外的华人”或“从国外回来的华人”。因此，本文的研究对象“海外华人”涵盖范围较广，包括华侨、外籍华人、留学生等。①
之所以选择“疫情防控期间”，是因为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成为世界性的公共卫生事件。疫情是放大镜，将海外华人的困境更全面地暴露出来；疫情又是催化剂，疫情防控期间海外华人形象可能被一些热点事件重构。那么重构是如何发生的？是被更正面地刻画，还是被更负面地刻画？这些都是本文关注的问题。
本文选择“国内社交媒体”主要基于三方面原因：一是通过爬虫技术同时爬梳国内和国外数据工程量较大，所以先集中力量研究国内情况。二是既有研究国内互联网海外华人媒介形象的文章，要么是从报纸的网站收集新闻报道，本质还是以报纸为载体的研究；要么是从门户网站收集新闻报道，门户网站海外华人新闻来源大多来自国内主流媒体和海外华人主办的媒体（尤其是前几年），而主流媒体（无论报纸或网站）和华文媒体一般倾向于报道海外华人正面形象，可能存在选择面过窄的问题。本文试图将信息收集来源集中于微博、微信、知乎、百度贴吧几个社交媒体，从而考察海外华人形象的呈现有何种变化。三是上文提到普通海外华人的“失语”问题，既有精英话语垄断的问题，也有当时技术条件不够的问题。Web1.0时代，受众大多只能从门户网站被动接受信息，而Web2.0时代，新技术、新媒体允许受众更多地参与进来。在此背景下，广大的海外华人群体如何表达意见？这些问题都是本文希望了解的主题。
（三）数据与方法
本文以华人、华侨、留学生为搜索对象，通过爬虫编程运行网络爬虫程序抓取疫情防控期间微博、微信、知乎、百度贴吧四个社交平台的相关大数据，时间跨度为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5月6日。本文在分析热点事件时，主要集中抓取的是微博平台的数据，包括发帖和回帖共计425,706条数据；在分析总体状况时，将抓取范围扩大至微博、微信、知乎、百度贴吧，包括发帖和回帖共计515,753条数据。
二、海外华人媒介形象的多元类型
疫情防控期间，各社交媒体平台围绕海外华人生成各类信息，经由交互传播后形成若干舆情焦点，这些热点事件多维度展示了海外华人的社交媒体形象。
（一）疫情防控期间海外华人媒介热度的总体状况
疫情防控期间，关于海外华人媒介报道数据的增减与国内外疫情变化密切相关，其报道热度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一是2020年1月-2月底，报道数据处于爬升期。1月20日之后，中国国内新冠疫情暴发，有关疫情与海外华人的相关报道随之增多。1月20日，报道数量从两位数增加至三位数（168条）；1月24日增至四位数（1006条）；之后，在2000条至5000条之间波动。
二是2020年2月底-3月底，报道数据处于激增期。2月底3月初，中国的疫情逐步得到控制，而欧美疫情日益严重，穿梭于祖（籍）国和住在国的海外华人相关话题成为网络热点，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从数据上看，2月26日增至8321条，3月13日跃升至五位数（13,011条），3月13日-3月23日是数据高峰波段，日均13,998条，最高值出现在3月17日（31,141条）。
三是3月底之后，报道数据处于下降期。此时，中国疫情已基本得到控制，并未受到外来输入影响，关于海外华人的媒介报道数量逐步回落。详情见图1。
（二）基于媒介热点事件的海外华人多元形象分析
由于微博数据量最大，而且微博往往是热点事件发布较早、讨论较多的平台，为减省重复检索工作，本部分仅从微博2020年1月1日-5月6日涉及海外华人的425,706条数据（包括发帖和回帖）中筛选热点事件。经过计算机筛选、人工二次筛选和相同话题合并，笔者挑选出130个与海外华人相关的热点事件。其中，疫情防控期间海外华人的媒介形象大致可分为以下9种（见表2）。
表2从祖（籍）国视角和住在国视角展示了海外华人在抗击疫情中的9种形象，下面逐一分析：
一是帮助祖（籍）国抗疫的“援助者”形象。新冠疫情在中国暴发后，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华人华侨及留学生自发组织起来，在世界各地采购中国紧缺的口罩、防护服、护目镜等医护物资，通过包机运输、邮递或个人零散携带等各种形式运送物资支援中国抗疫。
二是返回祖（籍）国的“避难者”形象。3月初，中国国内疫情日趋稳定，国外疫情开始暴发。3月中旬，疫情已波及160多个国家和地区，3月16日，海外确诊病例超过中国。随着形势日益严峻，许多海外华人选择回中国避疫。
三是不遵守祖（籍）国防疫规定的“不配合者”形象。从海外回国的华人中，有个别不配合国内疫情防控且伴随激烈或不满言论，这类事件经媒体报道后引发了很大的舆论波澜。
四是遵守祖（籍）国防疫规定的“配合者”形象。和“不配合者”截然相反的是，绝大多数从海外回国的华人主动且如实进行了健康申报，并积极配合国内的检疫和隔离等措施。
五是获得祖（籍）国帮助的“被援助者”形象。疫情发生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在尽最大努力协助海外华人防疫抗疫，很多海外华人得到了中国政府，尤其是中国侨务部门各种形式的援助。
六是在住在国遭遇污名的“被歧视者”形象。疫情发生后，欧美一些人士将新冠病毒蔑称为“中国病毒”“武汉肺炎”，将病毒来源与中国、华人、华裔乃至亚裔联系在一起，刻意煽动种族主义的仇恨情绪，导致海外华人进一步被“污名化”，遭到种种歧视与排斥。
七是参与住在国抗疫的“自助者”形象。留在住在国的海外华人通过各种方式，既自力更生又群策群力守望相助，认真做好防疫抗疫措施的同时大声疾呼反歧视、反侵害。
八是帮助住在国抗疫的“援助者”形象。在这次疫情防控期间，海外华人不仅注重自身的健康安全，还积极助力住在国抗疫，“自助”之余“助他”，提倡“既留之，则帮之”的精神。
九是在住在国得到理解的“被支持者”形象。由于疫情，海外华人遭遇了不少歧视与偏见，住在国也有一些机构和人士明确表示应抛弃成见，携手共同面对困难。
整体而言，中国社交媒体中的海外华人呈现出“双重”媒介形象。由于海外华人与祖（籍）国和住在国具有双重关联，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海外华人呈现在祖（籍）国和住在国“双重”的抗疫防疫形象。一方面，海外华人是“双重”的援助者：1月-2月，当国内疫情暴发且抗疫物资供应不足时，海外华人对祖（籍）国进行了大量物资援助；2月底3月初国外疫情暴发，海外华人又以人力物力财力多形式援助住在国。另一方面，海外华人也是“双重”的被援助者：在遭遇困境时，他们得到了祖（籍）国的大力支持，同时获得了住在国友好人士的认同和理解。同时，也要看到，疫情防控期间，海外华人遭遇了住在国和祖（籍）国部分舆论的“双重”的质疑，甚至在特定时刻上升为“双重”歧视。本文重点分析国内舆论对海外华人负面形象的建构。
三、海外华人负面媒介形象的生成与修复
以上9种海外华人的媒介形象，大部分是非负面的。帮助祖（籍）国抗疫的“援助者”、遵守祖（籍）国防疫规定的“配合者”、参与住在国抗疫的“自助者”、帮助住在国抗疫的“援助者”这几类自强自尊、通情达理、惠及他人的形象可归为高度的正面形象。而对于在住在国遭遇污名的“被歧视者”和在住在国得到理解的“被支持者”形象，国内多数受众对他们抱以极大同情，对国外歧视海外华人的行为表示愤慨。对于获得祖（籍）国帮助的“被援助者”形象，国内受众首先是赞扬中国政府行动及时、有责任意识，同时也会从相关报道中激发血浓于水的同胞之情。这几类都可归为正面形象。但也要注意到，不遵守祖（籍）国防疫规定的“不配合者”形象是高度的负面形象，且引发的舆论热度颇高，这也连带返回祖（籍）国的“避难者”形象成为轻度及中度的负面形象。
（一）负面形象的生成及原因
从表3媒介形象热度排序来看，不遵守祖（籍）国防疫规定的“不配合者”形象总热度达到161,125，排名第一。结合疫情防控期间海外华人热点事件来看，热度排名前20的事件中有7个事件和“不配合者”形象相关，“澳籍华人女子返京拒隔离外出跑步”更是以77,499条信息排在所有事件的热度首位。可见，海外华人的负面媒介形象影响颇深。其原因包括以下三方面因素：
1.社会行为因素
疫情防控期间，海外华人的负面媒介形象，有些“似是而非”。“是”的一面，即一些海外华人在回国避疫过程中出现与公序良俗乃至法律法规不相符的“越轨”行为。如，不进行隔离、不及时报备、刻意隐瞒症状信息不上报等等，有的在检查防控过程中还伴有激烈言语或行为。无风不起浪，这些行为构成了负面媒介形象的基本架构。但是社会行为因素不能完全解释负面媒介形象的生成，这就引申出“非”的一面：一是个别海外华人虽有不当行为，但却是个别行为、小概率行为；二是关于不当行为的报道中有夸大不实报道现象。这就涉及到以下两个因素。
2.社会情绪因素
社会情绪因素也包括两方面：一是双重防疫焦虑的碰撞。安东尼与罗斯诺等学者在进行流言传播实验后，指出“焦虑”因素与流言传播成正比。[15]从2020年2月底3月初开始，中国疫情逐步得到控制而海外疫情不断蔓延，有的海外华人因对住在国的疫情防控信心不足而产生焦虑。而国内民众则惊魂未定，在形势好转之下，担心中国疫情反弹。海外华人的焦虑情绪导致不少人回中国避疫，国内民众则对此有抵触心理，越是抵触外来人员输入，越是希望看见不利于外来输入的消息，这很可能会形成疫情防控期间的“信息茧房”[16]，即受众选择性接受自己希望看到的信息，逐步编制自我封闭的“茧房”。二是对于权贵投机的累积性不满。施爱东在将流言分类的过程中归纳出一类“流感性”流言，这类流言有相似的母本，只要有可借题发挥的事件，同一主题、同一结构的流言就会重复出现。[17]一种典型的社会事件流感性流言是以权贵行使特权为母本。国内民众不满少数人士以不当方式积累了原始资本，然后以精致利己主义的面目，四处投机捕获更大的权力和利益。疫情防控期间，部分华人回中国避疫，激活了国内部分民众对于权贵投机“东食西宿”故事的联想，这种以权贵投机为母本的故事在疫情特殊时期再次“复活”。
3.媒介传播因素
Web1.0时代，主要以网站为中心自上而下传递信息，而在当前Web2.0时代，网络呈去中心化态势，大众可以主动参与创造信息。各网络平台由不同程度的信息生产者组成，如组织化的OGC（职业生产内容）、相对专业化的PGC（专业生产内容）、个体化的UGC（用户生产内容），形形色色的信息创造者相较以往传统媒体，有更加多元的信息来源渠道和信息呈现方式，但严谨性和规范性却严重缺乏。流量为王的时代，各类公众号、“大V”非常注重点击量、转发量、点赞量、收藏量等，都希望在“注意力”资源分配中分得一杯羹。在此背景下，疫情防控期间关于海外华人的报道有以下几方面问题：一是放大个别事件。疫情防控期间海外华人回国的是少部分人，其中，回国不配合防疫的更是极少数，但关于不配合者的连续报道却将个体行为放大为群体标签。二是夸大报道。有些媒体截取当事人的部分话语或行为，割裂整体语境放出碎片影像或文字，断章取义撰写耸人听闻的标题，刻意将海外华人一些普通的疑问和牢骚等同于扰乱秩序的不配合。三是虚构报道。一些媒体故意消费民众焦虑情绪，炮制出诸如“欧洲将有11万人空降北京”“女子回国后抗拒隔离大闹医院”“美籍华人感染后回国治病，因要自费而投诉”等谣言。谣言往往是最容易迎合民众情绪的，因为谣言的叙事结构不会被实际事件所框定，可根据发布者需要任意发挥。如“自费投诉”这则谣言，要素特别丰富，包括“在美国有绿卡有优渥的生活”，“回国前故意吃了退烧药”，“控诉国内不免费治疗”，完整编排了“骑墙投机+入境扰乱”的故事情节。媒体的刻意选择和放大负面事件，很容易给本来就焦虑紧张的受众搭建网络封闭空间，产生“回音室效应”[18]，受众会不自觉地重复接受类似的观点，并在重复中继续强化和确认。媒体对回国人士不配合防疫的渲染，导致产生“连带污名”[19]，受众对“不配合者”的质疑扩大到对所有回国者的质疑乃至歧视。
（二）负面形象的褪去过程
2020年3月份，海外华人“不配合者”的负面形象激增，占据第1位；到4月份，“不配合者”形象从第1位降至第3位，热度值从149,558条降到11,567条。虽然其他各类形象热度都在下降，但“不配合者”热度降幅达到92.27%，比“避难者”热度降幅（84.46%）和“自助者”热度降幅（72.81%）都大（见表4）。整体而言，“不配合者”这一形象的热度在3月-4月总体呈下降趋势。
笔者分析了不同时间段微博、微信、知乎、百度贴吧四平台的报道情感变化（见图2）。其中，“高兴”代表对海外华人的正面评价（如支持、赞扬等），“愤怒”和“厌恶”则是对于海外华人的负面评价。不过，“悲伤”和“恐惧”虽然是负面情绪，但笔者通过倒查帖子情况发现，“悲伤”很多时候表达的是对海外华人遭遇的同情，“恐惧”很多时候表达的是对疫情的恐惧，而非对海外华人的恐惧。因此，本文并未把悲伤和恐惧纳入负面评价。本文主要比较高兴、愤怒、厌恶三种情感，观察正负面评价的变化。从图2可以看出，“高兴”在大多数时候占据五种情感首位，但在3月中下旬，情感出现剧烈波动。负面情感呈现骤升又骤降的态势。
结合图2和表5可以看出，“不配合者”的热点事件和网络报道的负面情感大致重合，3月中旬各事件的集中出现引起3月15日至3月18日愤怒值大幅超过高兴值（至少超过200，最多时超过1500），在3月16日、17日，愤怒值和厌恶值均超过高兴值。3月下旬，“不配合者”事件大幅减少，而负面情感也在3月下旬迅速下降。后续仅在3月29日、30日负面情绪有小幅波动（愤怒值超过高兴值100左右），该波动由“许可馨”事件引起。4月“不配合者”热点事件仅有4例，而4月也只有6天负面情绪呈小幅波动。总之，将负面事件与负面情感叠加可得知，海外华人媒介负面形象高峰主要集中于3月11日至3月22日，之后迅速褪去。
（三）负面形象的修复机制
负面形象褪去，是热度自然褪去，还是另有介入因素？一个网络热点事件活跃期大概只有2~3天，如果没有介入因素，热点事件往往会自行退潮，但各媒体可能会合力持续再造，在同一母题（如“不配合者”）之下不断衍生外壳变换而内核不变的叙事。3月中下旬，一波接一波关于海外华人的负面事件报道持续袭来；3月下旬之后，在疫情大环境没有改变的情况下（甚至海外疫情更加严峻），关于海外华人的负面事件报道则大幅减少。这可以推论其中存在若干修复机制。这些修复机制很多在热点事件中都有显示，笔者归纳整理后试从以下三个角度进行分析。
1.政府的“稳定器”机制
减少疫情防控期间的舆论负能量，归根结底是要控制现实中的疫情，政府需发挥“稳定器”作用，做到“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如此才能消除国内民众和海外华人双方的紧张焦虑情绪以及由此产生的对立。起初，国内民众有情绪，一是担心海外华人回国可能会大量输入病例，二是觉得海外华人回国是为了占免费治疗的好处。针对这些疑虑，中国政府快速应对。3月8日，外交部成立防范境外疫情输入风险应急中心，沟通协调国内各职能部门和地方政府，联络指导各国驻外使领馆。3月初以来，多省市详细规定了入境人员如何上报健康情况及隔离进行医学观察。3月14日，北京市确认未参加医保的境外输入病例自费治疗，其后，上海等省市也相继确认这一规则。3月16日，公安部等五部门明确入境伪报瞒报等行为可追刑责。3月26日，民航局发布继续调减国际客运航班量的通知。另一方面，政府针对海外华人的焦虑情绪也作出若干回应。3月19日，中国驻美大使、驻英大使回应了海外华人要不要回国、患病如何治疗、患病能否回国、国家会否撤侨等问题，提醒海外华人根据自己的健康状况安排长途旅行，根据学业和工作情况安排回国计划。各驻外大使以多种形式对海外华人进行了解惑释疑，努力解决他们在当地出现的健康异常状况以及签证问题，并发放了防疫“健康包”。同时，民航局视情况启动针对海外华人的重大航空运输保障机制。自3月起，中国优先援助未成年和有特殊困难的留学生，安排多架包机，从英国、伊朗、意大利、美国、西班牙等国接回滞留的留学生。各省市侨联除了向海外捐赠各种防护物资，外还通过微信群等方式与海外华人建立紧密联系机制，及时发布信息告知和普及防护知识，开通24小时咨询热线，实时帮助海外华人解决问题，开发互联网线上问诊平台。以上措施，有效防范了境外输入风险，切实缓解了国内民众和海外华人的焦虑情绪，这是消除双方情绪对立的现实基础。
2.主流媒体的“把关人”机制
相比于自媒体，主流媒体有着更为严格的把关程序，报道更加严谨规范。在融媒体时代，之前以报纸、电视为载体的主流媒体纷纷开辟网络阵地，在微博、微信等社交平台开通账号。主流媒体融入互联网，不仅是为了多一个宣传窗口，也能够凭借自身的专业素养，发挥“把关人”机制。“把关人”机制与自媒体的“人人都是麦克风”并不矛盾：“把关人”不是禁言禁声，而是引导正向舆论，提倡去伪存真、去粗取精，让每个人都成为自己的“把关人”。
首先，主流媒体可以在辟谣方面发挥把关作用。既有研究表明，超过半数的有说服力和影响力的辟谣信息首先是由传统媒体发出的，传统媒体是网络辟谣的首要推动因素。[20]疫情防控期间，涉及海外华人的谣言澄清信息往往由省级主流媒体或全国主流媒体在微博、微信公众号发出。比起政府机构，主流媒体更具有传播性；相较于个人，主流媒体更具有权威性。
其次，主流媒体可以在“框架设置”方面发挥把关作用。媒体在报道时会不可避免使用“框架”对信息元素进行选择和加工，描述同一事件或同一群体，很可能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框架。[21]如何设置框架，将直接影响受众观感。3月上中旬，自媒体报道海外华人回国，多采取“权贵投机+扰乱防疫”的叙述框架，着重描写嚣张言语和激烈抗拒行为，在短时间内密集叠加叙述后，贬损海外华人的段子被广泛转发，甚至个别地方电视台也开始传播此类言论，这时就需要主流媒体发起倡导叙事框架重置。从图2可看出，3月17日，海外华人负面形象达到最高峰；3月18日，《人民日报》网络客户端及时发布《说他们“千里投毒第一名”，很不合适》的评论文章；之后，《严防境外输入既要力度也要温度》《不该妖魔化归国人员》《理性看待依法被限期离境的外籍人员》《多一些包容，少一些撕裂》等评论文章，陆续在《光明日报》、人民网等主流媒体网络平台发布。这些文章重塑了海外华人的叙事框架，后续自媒体在报道海外华人时，基本采取了“不配合者是少数+多数是配合者和助力抗疫者”的叙述评论框架，语言风格也相对平和理性。主流媒体的“把关”，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网络标题党和谣言的横行，防止了极端报道继续挑起矛盾撕裂社会。
3.受众的“自净化”机制
桑斯坦多年前就试图探讨网络中的多元表达问题：网络带来“信息窄化”并造成群体极化和群体分裂，那么，我们还能进行网络民主协商吗？[22]桑斯坦撰文时还是Web1.0时代，在今天的Web2.0时代，科技的双刃剑效应更加明显：一方面，由于营销公司、标题党、水军、推荐算法等，网络更容易“带节奏”导致受众偏听偏信；另一方面，当前受众既是接收信息者，又能立即转换为信息发布者，受众通过若干讨论和辩论，可以形成消除非理性流言负面效果的网络“自净化”机制。此次疫情防控期间，包括海外华人在内的受众就通过自身的参与，不断输出正能量，清理负能量。
首先，海外华人通过网络日志展现自我形象。一些海外华人通过文字BLOG或影像VLOG形式详细记录了自己疫情防控期间的生活，大致可分为两类：回国记录和留守记录。回国记录中，有以下一种或多种内容：一是说明为什么回国，如，有些地方防疫形势不容乐观，“有本地同学出现了严重的流感症状却无法做核酸检测”，“出现好几例居家隔离者在自己家中去世”等。二是描述乘机回国过程中如何做好防护措施，如“戴好口罩、护目镜、手套”，“为了避免在长途旅行中被别人感染，坚持10~20个小时不吃不喝、不脱口罩”。三是描述下飞机后接受检疫过程，如何填表格、检查证件、测体温等等。不少日志都表明，绝大多数回国人士是配合防疫工作的，同时也记录了国内防疫工作者对回国人士的关心。四是描述隔离过程。如“入住酒店后收到志愿者的‘温暖包’”“隔离14天没有吃到重样的东西”“凌晨上完国外网课保安大叔会帮忙把外卖送上来”等等。在留守记录中，一是讨论为什么留在海外，如回国长途旅行容易交叉感染、和导师沟通不方便影响学业、机票太贵不好买等等。二是展示在当地的防疫生活，如周围确实有很多人不重视防护，但只要自己戴好口罩做好防护还是安全的，囤积充足物资应对长期抗疫，还有在家里或宿舍做饭、种花、上网课、写论文、看剧、健身等日常生活的BLOG或VLOG。这些网络日志一方面为海外华人受众起到了“攻略”的作用，详细列举了留守或回国的注意事项，说明了无论留守或回国都不用恐慌。另一方面，也向广大受众描述了回国的海外华人和防疫人员依规办事、相互配合的常态，消除了民众对于回国人士的偏见，也消除了很多海外华人对于国内防疫的误解。
其次，受众通过开放性话题进行协商讨论。除了网络日志的单向呈现外，微博、知乎等平台还有各种开放性话题的讨论，海外华人和广大国内网民参与其中。为了吸引流量，相同母题的多条新闻难免一时间铺天盖地报道，短期内会形成“沉默螺旋”[23]状况，但沉默的网民只是暂时没有渠道表达，通过社交平台上的各种公共讨论，可以逐步将问题厘清。微博上有“留学生该不该回国”“你怎么看待回国人员”等开放性话题，知乎则本来就是各种话题讨论的集合地，有大量“如何看待……”的开放性话题，很多网民都能不被极端情绪牵扯，心平气和地讨论问题，设身处地替海外华人着想。另外，对于某些谣言或夸大性流言，网民能很快在相关的“如何看待……”话题下予以澄清，有的标题党试图挑动国内民众情绪，如针对“美籍华人感染后回国治病因要自费而投诉”事件，有网民指出，该故事有明显的多处情节漏洞，遍布杜撰捏造之词。有的标题党试图挑动海外华人情绪，如针对“因疫情归国留学生可入学高职高专”话题，网民指出，这类标题党不仅断章取义，还更改了原话文字。奥尔波特和波斯特曼最初提出“流言公式”时，强调事物的重要性与证据的模糊性；[24]克洛斯认为还应加入受众个人特质，即“批判意识”。[25]受众的批判流言能力不是恒定的，该能力可以在实践中成长。积极参与公共话题讨论，道理能越辩越明，而非理性信息和不实信息在网络的存活空间则会越来越小。
四、结论
互联网Web2.0时代实现了“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网络平台层出不穷，传播主体越来越多，发布的讯息令人眼花缭乱。在此大背景下，疫情防控期间的海外华人呈现多元化的网络媒介形象，既有在祖（籍）国和住在国“双重”的抗疫防疫形象，也有在祖（籍）国和住在国“双重”的被质疑者乃至被歧视者形象。虽然3月中下旬，海外华人在国内社交媒体曾遭遇严重的负面形象危机，但很快在若干机制作用下得以实现形象修复。
从这一过程中，我们可以得到两点启示：一是媒介形象修复依赖于“现实社会-媒介-受众”三重因素共同发挥作用，不能仅着眼于媒介本身，现实社会中的疫情控制和受众参与也非常重要。二是开放的网络环境是双刃剑，受众参与的“自净化”机制正在发挥作用且不断完善。新媒体，尤其是自媒体的崛起，一方面会生成大量断章取义、夸大其词、编造歪曲的不实信息，引发负面情绪，挑动社会对立；另一方面，互联网中受众的参与性越来越强，受众既是观众，也是传播者，包括海外华人在内的受众可以通过主动发声以及参与辩论，消除误会、弥合分歧，激活理性健康的正能量。此次疫情对于海外华人的网络媒介形象建构，有“危”，更有“机”。疫情防控期间，海外华人通过在祖（籍）国和住在国积极参与防疫抗疫，传递信心、践行善举、共克时艰；通过线上和线下的沟通交流，分享经验、增进了解、消除隔阂。团结合作抗疫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护航，在特殊时期向世人展现新形象。
附注：
①由于一些网络媒体和网民用词用语较为宽泛，因此检索到的海外华人数据中也涉及若干旅游出境或探亲出境中国公民的网络报道或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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