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志平 | 对外汉语教学依旧任重道远——论深化二语教学所需的语言学基础研究
 
字体:     日期:2020/06/09 10:00:00    朱志平/文    点击:

作者简介:朱志平北京师范大学汉语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汉语第二语言教学。

 

引言

 

“教什么”“怎么教”“怎么学”一直是“对外汉语教学”力求建设的三个理论平衡点,也是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以下简称“汉语二语教学”)应当秉持的发展目标,三者的主要理论支撑是语言学、教育学和心理学。得益于20世纪语言学的助力,对外汉语教学有了得天独厚的语言学基础,在汉语环境下使用的教学语法体系、教材编写及汉语水平考试等诸方面都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进入21世纪以来,得益于汉语国际教育的迅速发展,汉语二语教学在心理学、教育学方面也有了骄人的成绩。短短十几年的时间里,汉语国际教育完成了本科、硕士、博士三级人才培养体系的建设,而且,近十几年由于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借助汉语教师志愿者项目这个平台进入海外中小学教学,使学界对非汉语环境下低龄学习者汉语教学规律的认知也不断增长。这既培养了教师在海外中小学进行汉语教学实践的能力,也推动了汉语教学在教育学方面的理论建设。随着21世纪世界心理学的迅速发展,成人与3~18岁的青年、少年、儿童(以下简称“青少儿”)的二语认知与习得研究也逐渐在心理学与教育心理学支持下不断拓展。

 

不过,随着国际汉语教学在世界范围内的迅速拓展,我们也发现,有关“教什么”所需要的语言学研究近年来却有弱化的趋势。这可以从两方面看出来:第一,专业硕士培养在语言学基础方面显得不足;第二,汉语二语教学体系在面对更多“一带一路”国家国民基础外语教育需求时显得力不从心。我们认为,二者均与缺乏基于对外汉语教学的深化研究有关。我们呼吁,汉语二语教学在强化教育学、心理学的同时,不应当弱化已有的语言学基础研究,而应当深化,因为语言教学永远不可能脱离语言学基础而存在,只有加强二语教学视角的语言学基础研究,才能使国际范围内的汉语教学健康发展。

 

从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培养看语言学基础的弱化

 

对外汉语教学是汉语国际教育发展的基础。作为汉语国际教育发展的人才基础与储备,专业硕士(以下简称“专硕”)的培养是从对外汉语教学起步的。对大多数培养单位而言,汉语国际教育专硕培养课程框架是在对外汉语教学学术硕士(以下简称“学硕”)的培养方案基础上改革形成的。当时主张精简学硕理论课程,增加实践性课程以提升专硕海外一线课堂教学能力,专硕培养“去学术化”的呼声一度较高。课程改革变化最大的莫过于对语言学理论课程的更改。比如,北京师范大学与北京语言大学曾经将占学硕培养课程结构68%的语言理论类课程缩减为29%,而将原先并不占主要分量的文化知识与教学研究类课程纳入课程结构,使之分别占到了26%与31%(朱志平,2010:146~159)。

 

改革是必要的,专硕作为实践性教学人才,能力的培养是首要的,这也是21世纪人才培养的最高目标。问题是,仅靠理论性课程占比下降,能否满足专硕人才语言学能力培养这一需求?

 

时隔10年,我们不妨通过专硕论文选题及研究内容来了解一下培养课程的效果。根据我们对2008—2018年中国东部十几所重点大学汉语国际教育专硕学位论文选题和内容的初步考察,这10年专硕学位论文的选题有两个共同特点:一是论文内容直接反映海外汉语教学一线的情况。论文选题一般是关于专硕作为志愿者前往的某国汉语教学的某个方面或者该国某个教学点的汉语教学,比如,在选题数量排名前15的国家中,泰国和韩国占比最高,在5000多篇论文中,反映这两国汉语教学情况的论文占比分别为26.5%和19.7%。另一个特点则是这些论文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结合当地汉语教学需求所做的教学设计、针对当地汉语课堂特点所做的教学法研究以及结合本土化需求所做的教材分析上。那么,这些研究在多大程度上需要语言学理论基础来支撑呢?下面以北京师范大学2019年申请硕士学位的专硕论文为例来做进一步的分析。

 

2019年北京师范大学申请汉语国际教育专硕学位的论文共有109篇。根据专业要求,专硕论文内容一般应当与教育学特别是语言教学相关。以专业性的眼光来审视这批论文的选题,它们基本上是符合要求的。在这个前提下,我们来看这些论文在多大程度上需要语言学理论基础的支持。

 

 

1   2019 年北京师范大学专硕毕业论文选题分类

 

在图1所示7类论文选题中,有关“教师研究”的占5%,这类论文内容基本不涉及与语言学有关的分析。在占比30%的“课程教学设计”方面的论文中,33篇论文里有6篇是关于中国书法绘画和历史文化的,其余都是关于汉语教学的。在占比25%的有关“课堂教学法”的27篇论文中,有3篇与文化教学有关,其余主要讨论汉语课堂教学法。余下的“教材分析”“教学模”“多媒体教学”“语言认知与习得”4类论文的研究过程都离不开汉语语言分析,比如“教学模式”讨论的是有关教师合作教学以及语言文化协同教学等方面的内容。综上所述,有6类论文选题都需要一定的语言学基础,这批在研究过程中需要作者具备一定语言学分析能力的专硕论文约占总数的87%。

 

进一步翻阅这些论文,我们发现,它们既有共同的基础,又有共同的问题。共同的基础是它们都涉及汉语教学,要以语言学研究或者汉语研究为基础;共同的问题则是这些论文的语言学基础是薄弱的。比如,在占比最多的关于汉语课程教学设计的论文中,不少讨论中有关字和词的概念是不清晰的;再比如,在有关课堂教学法的论文中,对于汉语材料的很多处理是比较混乱的,尽管在课堂教学策略与手段方面不少论文颇有新意,但由于在基本语言材料处理上的一些失误,诸如将同一功能但不同形式的汉语句型集中在同一个教学时段内针对零起点中小学生进行教学,很难使人相信这些教学会取得理想效果。

 

出现这样的一些问题跟专硕们本身的语言学素养关系极其密切,也非常令人担忧。这说明,尽管汉语二语教学需要不断夯实教育学基础,但并不意味着可以不再依靠语言学基础。即便汉语国际教育肩负着中国文化传播这一使命,汉语语言学的支撑也依旧是不可忽略的,因为汉语是中国文化的载体。

 

接下来的问题是:既然专硕具备一定的语言学基础是必要的,那么,如何才能既强化专硕的教育学基础,又保持住他们原有的语言学基础呢?

 

我们认为,做到这一点,一方面要坚持对外汉语教学所创建的汉语教学的语言学基础,同时还要认识到,对外汉语教学是一种在汉语大环境下针对成人展开的二语教学。当教学的语境转换到非汉语环境下、转换到以青少儿为主体时,我们应当基于原有成果做更为深入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调整专硕课程的教学内容,这才是极为必要的。

 

从国际汉语教学的需求看对外汉语教学深化研究的方向

 

对外汉语教学既是一个学科,也是一种具有自身特点的汉语二语教学,更是一个自成体系的研究领域。自20世纪50年代至今,对外汉语教学已经走过了将近70年的历程。它主要是在汉语环境下针对成人展开汉语二语教学。当汉语国际教育这样一个学科建立,又在21世纪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而迅速发展,不少人很自然地将它作为一个取代对外汉语教学的新兴学科来看待,而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对外汉语教学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特别是作为一个汉语二语教学领域已经取得的诸多成果,尤其是汉语语言学方面的成果。

 

当越来越多的“一带一路”国家成为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大家庭的一员,不少国家在中小学基础教育阶段全面开设汉语课程,这是一个引人关注的大趋势。这种汉语课程是国际汉语教学的主体。因此,如果我们将国际汉语教学与对外汉语教学这两个概念作为两种汉语二语教学而对立起来看,我们就会发现,二者既相关又有别。相关之处在于,二者在性质上都是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对外汉语教学由于先于国际汉语教学而发展,很自然地成为国际汉语教学发展的天然基础,脱离对外汉语教学,国际汉语教学将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所以国际汉语教学在汉语二语教学诸多方面对对外汉语教学是有承继关系的,这种承继既体现在师资的培养基础上,也体现在非汉语环境下的汉语教学发展所必需的资源上。一言以蔽之,它要继承前者基于二语教学所取得的一切研究成果。

 

同时,国际汉语教学与对外汉语教学又是有区别的。二者的区别首先在于教学语境的不同,对外汉语教学处于中国社会的汉语大环境下,而国际汉语教学的教学语境则是非汉语的;其次,对外汉语教学作为研究领域,它主要研究汉语环境下的汉语二语教学,主要针对的是成人的汉语教学。而国际汉语教学的教学对象则主要是青少儿,要解决非汉语环境下如何针对青少儿进行汉语教学的诸多问题。

 

由于上述差异的存在,对外汉语教学在教学内容的研究上往往覆盖面大而纲目线条粗疏。比如对汉语句型的研究,20世纪末对外汉语教学已经梳理出汉语二语教学所需要的句型系统,并根据现代汉语研究体系的分类做进一步的分层,不断形成句型系统中的下位句型(北京语言学院句型研究小组,1989)。这种分类与句型系统的构建是比较科学的,但是也存在局限。首先,比较严格地遵循现代汉语研究对“句型”的定义,句型在形式上基本以结构为基础,以语法格式为标志,尽管在深入到第4~5层以后逐渐将能够满足对外汉语课堂教学所需要的句型一一列出,如主谓句下的“主||动+着/了/过+宾”以及更下位的分层“主||动+着+宾”等等,但是并没有摆脱严守形式标志这一窠臼。其次,句型与其语用功能的关系是不显明的,或者说是完全缺乏研究的,比如“主||动+着+宾”所表达的功能至少有两个:一个是某种状态的持续存在,如“她穿着一件红衬衫”;一个是某个动作的持续进行,如“他们正在上着听力课”。虽然不少教材或教学语法工具书会对此加以解释,但这两个表达功能在上述句型系统中是完全看不到的。这种分类对对外汉语教学的课堂来讲是可接受的,成人学习者可以通过教师的讲解而理解某个语法点或者某个词语的用法,并在汉语的大环境中逐渐习得。然而,在非汉语环境下针对青少儿教学,上述两个功能显然不适合放在同一堂课上讲授。因此,这一句型系统要直接移用至国际汉语教学上,必须经过更为细致的语用功能的分析与重组。

 

句型之外,在教材语言点的分配上,在词汇教学所需要的词汇系统以及相应的汉字系统上,乃至于语音教学所需要的语音系统上,对外汉语教学无处不存在着上述特点。由于汉语语境无处不在,对外汉语教学客观上并不需要将汉语句型的使用语境一一展示给学习者,而且汉语基本生活用语,特别是生存汉语永远不是绝大多数对外汉语课堂主要的教学内容。事实上,成人学习者也更倾向于了解汉语在形式上的规律,以便举一反三。这些都导致要将对外汉语教学的教学体系直接移用于国际汉语教学时会存在种种“水土不服”,所以就有不少人将二者完全割裂开来,从而导致国际汉语教学语言学基础的弱化。

 

我们认为,尽管对外汉语教学对汉语诸多功能的开发远远不够,但它依旧是国际汉语教学发展的基础。对于国际汉语教学来说,对外汉语教学像是一个经营多年的老铺,里面的东西应有尽有,但需要挖掘,需要针对国际汉语教学的需求来加工、打磨。

 

国际汉语教学不仅要考虑对外汉语教学研究成果的非汉语环境化和低龄化问题,同时还需要考虑这些成果的“本土化”与“二语教学共性化”问题。

 

这里的“本土化”指如何适应本土基础教育体制的需求,“二语教学共性化”则指汉语进入某个国家基础教育体系中的外语教育体系,并与该体系中的其他外语共用同一套外语教学大纲,要在课程设计框架上与其他外语取得一致。这很考验汉语二语教学体系的总体适应性与协调能力。以赞比亚为例,根据赞比亚教育部的计划,2019年秋季赞比亚将在全国基础教育体系中的8~12年级全面开设汉语作为外语的课程,这项工作早在2017年就已经开始策划。根据赴赞专家组调查,赞比亚除本土语言外,官方语言是英语。小学1~4年级采用本土语言进行各门课程的基础教育,并开设英语作为第一外语的课程,至5年级,各门课程全面使用英语进行授课。8年级开始开设第二外语课程。根据2017年的规划,主要开设三门外语:法语、葡语、汉语。前两种语言已于2017年开设,三种语言均使用统一的课程大纲,这样一来,就需要汉语适应这个大纲。例如,8~9年级的第二外语课程,法、葡、汉三种语言均采用同一框架来列举教师必须遵循的教学范围和教学内容,如表1所示。

 

1   赞比亚中学 8 ~ 9 年级汉语课程基本框架及示例

 

 

1的第一行是三种第二外语的共有栏目。“TERM”“NOTIONS”“SPECIFICOUTCOMES”“CONTENTS”分别指“学期”“教学范围或学习主题”“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我们可以看到,“教学内容”这一栏由三部分组成:知识、技能、评价。其中,“技能”并不是对外汉语教学通常说的“听、说、读、写、译”等目标语的使用技能,而是基础教育中对学习者语言学习技能的要求,要求培养学生建立“逻辑思考(logical thinking)”“叙述(narrating)”“命名事物(naming objects)”等能力;而“评价”一栏则跟学习态度相关。很显然,只有“知识”这一栏跟汉语本身直接相关,“技能”一栏与汉语间接相关,因为“叙述”“命名”等技能要通过汉语(比如“用汉语描写居住环境”“用汉语命名居家用品”等)来考察,而“评价”一栏则只关注学生对“My house”这一主题的学习态度以及课堂参与度。这样一个框架对对外汉语教学有关的语音、语法、词汇等语言要素形成一个限制:它们不可能以原有面貌直接进入这样的课程大纲。因此研究者需要重新设计这些要素摆放的位置。比如,句型切分到多细才适应这样的主题教学;再比如词汇,仅仅按照词频来设计课程大纲的教学内容显然是行不通的,与“居处”相关的词汇恐怕多半是“纲外词”。同时,汉字是最大的难题,在这样一个框架下我们几乎找不到汉字的位置(朱志平,2018:12)。这都需要我们在对外汉语教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做进一步的深化与拓展研究。

 

赞比亚只是众多要开设汉语课程的国家之一,不同国家的中小学汉语课程大纲的模式可能完全不同,比如智利教育部提出以文化为纲,泰国教育部提出开发职业汉语课程,等等。此外,随着中国经济腾飞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非汉语环境下的华文教学也逐渐走进国际汉语教学的视野,开发诸如印尼三语学校所需要的汉语课程大纲同样需要对外汉语教学成果的支撑。这就需要不断深化汉语二语教学的语言学基础研究,形成能够应对不同需求的汉语教学体系。

 

回到前文所讨论的专硕培养课程结构,很显然,问题是一样的。在人才培养这个问题上,当从对外汉语教学师资培养转向汉语国际教育师资培养时,我们缩减了课程结构中的语言学课时与汉语要素的分量。例如,我们将原先的“汉语语音学”“汉语语言学”“文字词汇学”压缩成诸如“语言要素教学”这样的一门课,但所做的仅仅是缩短教程,并没有考虑专硕在海外一线的教学是否需要区分“要素”,以至于硕士生们除了可以利用“要素教学”课程上获得的知识去参与志愿者的选拔面试和试讲,感觉不到更多价值。从表面上看,我们的确做到了“去学术化”并且“技能化”,但实质上,我们并没有将可用于语言教学的语言学精髓留下来并在此基础上深化研究,而是把“婴儿”连同“洗澡水”一起倒掉了。

 

深化研究亟待展开的几个方面

 

对外汉语教学的已有研究成果是可贵的,我们应当珍视并充分利用这笔财富。然而,面对国际汉语教学所带来的新的挑战与需求,已有成果的局限性也是明显的。这需要我们正视现实,关注传统,做进一步的深化研究和拓展研究,这既能使国际汉语教学的需求得到满足,同时又可以使对外汉语教学的成果焕发出新的生机。

 

本文认为,目前亟待展开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已成形的对外汉语教学教学语法做进一步的细化、分层和功能分析,集中解决零到初级阶段的句型与表达系统。参考《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学习、教学、评估》,建设一个适用于国际汉语教学的具有普适性特点的基础教学语法系统。在此基础上改革专硕培养课程并提供给非汉语环境的各国基础汉语教育使用。这方面英语二语教学已有先例可供参考,限于篇幅,恕不展开讨论。

 

第二,对非汉语环境下所需要的词汇系统做拓展研究,不拘泥于对外汉语教学已经使用的词频统计方式与HSK,应根据海外中小学汉语教学的实际来完善词汇教学系统,区分不同层面汉语言理解与使用的汉语词汇,结合汉字教学的需求,形成以意义为中心的初级汉语字词教学系统。

 

第三,结合汉语语言学(包括语言文化研究),建立以汉语为中心的教学法理论体系。安东尼(Edward Anthony)提出过一个语言教学法的框架,他认为一个完整的教学法体系应当包括三层——理论研究、基于理论研究形成的教学方法、在教学方法的基础上开发具体的教学手段(转引自Richards & Rodgers,2000),如图2所示。

 

 

2   安东尼语言教学法框架图示

 

这个框架曾为20世纪西方教学法流派所推崇,并被视为某种教学法是否成形的衡量标准之一(朱志平,2008:1)。20世纪100年中纷繁的教学法流派曾令汉语二语教学眼花缭乱,也有相当多的教学思想、教学手段和策略被借鉴到对外汉语教学中来,但是,这些教学法都是以其他语言为基础建立的,由于缺乏以汉语言为中心的教学法理论框架,对外汉语教学所形成的基本上是以语言要素特别是语法要素的课堂教学手段为主体的教学法体系,一旦进入非汉语环境,原有的诸如“怎样教‘把’字句”“怎样用汉语控制课堂”等等,就显得苍白无力,缺乏理论性与系统性。用安东尼的框架来衡量,我们不难发现,我们在教学的Method和Technique这两个层面的成果较多,但在Approach的层面还有比较大的发展空间。在深化教学视角的汉语语言学研究的基础上,完全有可能实现这个以汉语为中心的汉语教学法理论层面的顶层设计。

 

“后教学法时代”的提出曾经给不少人振奋的感觉,觉得大有突破20世纪教学法流派纷争局面的意味。今天看来,这个提法对汉语二语教学有害而无益,我们既然尚未建立起以汉语为中心的教学法系统理论,也就谈不上什么“后教学法时代”。目前专硕和志愿者教师往往将兴趣集中在某些零散的课堂游戏上,长此以往,真有可能会“教无定法”。这样又如何能够真正全面地发展汉语国际教育,让汉语二语教学助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呢?

 

谨以此文,就教于大方之家。

 

附注:

① 2006 年,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在北京师范大学首次招生;2007 年,多所高校建立专业硕士培养点;2012 年,《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改学科名称为“汉语国际教育”;2018 年,全国多所高校建立专业博士培养点。

② 2004 年 3 月 26 日,“国际汉语教师中国志愿者计划”正式实施。

③ 数据统计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汉语文化学院 2017 级硕士生许津彰。

④ 笔者曾受国家汉办委托,组建专家组于 2017 年 3 月前往赞比亚考察中小学外语教育,并对赞比亚中学 8 ~ 12 年级的汉语课程大纲进行审定。

⑤ 目前志愿者教师的面试或选拔方式也有待改进。

 

参考文献:

[1] 北京语言学院句型研究小组 . 现代汉语基本句型 [J]. 世界汉语教学,1989(1):26-35.

[2] 朱志平 . 汉语第二语言教学理论概要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3] 朱志平 . 汉语国际教育教师的素质与师资培养课程的建设 [C]. 北京语言大学对外汉语研究中心 . 汉语国际教育“三教”问题——第六届对外汉语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

[4] 朱志平 . 汉字教学与中小学汉语课程大纲的编制 [G]. 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 . 民俗典籍文字研究(第二十二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5] MINISTRY OF GENERAL EDUCATION (REPUBLIC OF ZAMBIA). Junior Secondary School Chinese Language Syllabus (Grades 8-9) [S]. 2017.

[6] RICHARDS J C, RODGERS T S. Approaches and Methods in Language Teaching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语言教学的流派 . 北京 :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2008.

 

《国际汉语教学研究》201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