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凌远 | 孔子学院“走出去”的影响因素研究:理论框架与实证分析
 
字体:     日期:2020/01/07 10:00:52    马凌远/文    点击:


作者简介:马凌远,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国际经济。


引言

 

为了使世界其他国家增进对中国语言和文化的了解,更好地发展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友好关系,国家汉办在2004年启动了孔子学院项目。从第一所孔子学院在韩国建立开始,孔子学院的数量快速增长,截至2016年12月,中国已经在世界140个国家设立513所孔子学院和1073个孔子课堂,各类面授学生超过155万。此外,2013年以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领导人数百次出席孔子学院活动,26个中外《联合声明》公报,明确提出支持孔子学院建设,2016年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已有51国建立了264所孔子学院(课堂),其对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与文化互信将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

孔子学院的开设除引发新一轮的全球“汉语热”及“汉文化热”,其也受到各界学者的普遍关注。从已有文献来看,对孔子学院的研究主要从理论上探讨了孔子学院的办学模式、课程体系、评估体系、创新扩散机制及其政治、经济和文化影响,部分学者分析了孔子学院可持续发展的动因。相对而言,对孔子学院的实证研究较少,且大都集中在经济领域。

吴晓萍通过实地问卷调查的方式,从语言教学、文化传播、中国形象的提升和孔子学院的声誉4个方面考察了孔子学院公共外交职能的实现效果。吴瑛基于5国16所孔子学院的调查,实证检验了孔子学院的对外文化传播效果。袁礼和郑晓齐对孔子学院招生规模及区域分布结构进行了预测研究。连大祥、许陈生和王永红、谢孟军分别检验了孔子学院的对外直接投资效应。李青和韩永辉、苗莉青和陈聪、曲如晓和曾燕萍分别检验了孔子学院对于我国总体出口、高等教育出口及文化产品出口的影响。林航等则实证分析了孔子学院对中国对外工程承包以及对海外学生来华留学的影响。

由上述可知,学者们已从各个角度对孔子学院展开了研究,相对以往研究,本文的贡献主要在于:

一是聚焦“一带一路”沿线孔子学院设立的影响因素。孔子学院在数量上快速增长的同时,其空间分布十分广泛,涉及140个国家,其中以美国最多,为611所,占孔子学院总量的38.52%,而“一带一路”65个国家只有264所,占16.64%,其中很多已经开设孔子学院的国家只有1所。因此,对“一带一路”沿线孔子学院设立的影响因素研究很有必要,其对于“一带一路”倡议下文化相通、民心相通工作的顺利推进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二是从供给和需求两个层面综合考虑孔子学院“走出去”的影响因素。已有研究主要从需求层面展开,认为孔子学院是一个语言和文化学院。这样,当学习汉语和汉文化有充分的本地需求,孔子学院就会在该国设立。此外,部分文献讨论了学习外国语言的收益和成本的决定因素,其也决定了对外国语言的需求。然而,已有研究较少从供给层面分析孔子学院“走出去”影响因素,尤其缺乏实证研究。申请设立孔子学院必须由汉办预先批准,申请程序和决策标准对于最后的批准至关重要。因此,申请本身就会引致一些成本,这可能会减少东道国一些有意创办孔子学院机构的热情。基于此,本文将从需求和供给两个层面,综合考虑影响孔子学院设立的因素,并构建计量模型对其进行实证检验。

本文后面的结构安排的第二部分首先介绍了孔子学院的申办条件,然后据此分析了孔子学院开设的可能影响因素,并提出相应的假设。第三部分为模型构建和数据。第四部分是对计量结果的讨论。第五部分为论文的结论和政策建议。

 

孔子学院“走出去”的影响因素:理论假说

 

(一)孔子学院的申办及运营

要分析孔子学院设立的影响因素,应首先了解孔子学院的申请程序、批准条件及其运营过程。首先需要说明的是,中国不是第一个在全球建立语言和文化学院的国家。事实上,当2004年第一个孔子学院建立之时,汉办借鉴了德国的歌德学院、法国的法语联盟和英国的文化协会,来规划自己的学院发展。

尽管孔子学院归属于汉办,但是可以由外方机构申办,只要其符合正规的程序规则即可。首先,一个外方机构(通常为大学)如果对申办孔子学院感兴趣,其必须向总部递交申请以获得批准,申请中需自查是否满足以下条件:(1)申办机构所在地对于中国语言和文化的学习具有强烈的需求;(2)申办机构应有建立孔子学院所需的人员、场所、设施和设备;(3)有必备的办学资金和稳定的经费来源。在申请递交后,通常需要花费一年或更长时间等待汉办的最终批复。如果获批,汉办将与申办机构签订协议,该机构还将与中方签订另一份关于提供教师的协议。最后,孔子学院将在申办机构递交申请后的18个月左右正式运营。

汉办将为每所孔子学院提供15万美元的启动资金,以及后续的年度运营资金。主办机构需要每年匹配相应的运营基金。在2010年,孔子学院的平均运营成本大约为50万美金。由于孔子学院数量的快速增长,汉办开始担忧其预算。为了减少与教师招募相关的成本,教师通常由中方机构派送并提供工资、住房、国际旅费、医疗保险等相关费用,而其他费用由外方机构负责。与当地机构的成本分担安排使得孔子学院相比于英国文化协会等具有更好的运营效率。

 

(二)影响孔子学院“走出去”的因素分析

1 需求层面的影响因素

孔子学院主要职能之一在于向世界推广汉语,那么,孔子学院很可能在那些对汉语学习需求较大的国家盛行。理论上,对外语的需求起因于对学习外语的成本和收益的考虑,其中,学习成本取决于目标语言和母语之间的接近度(这决定了学会外语所需的时间)和相对工资水平(这决定了学习外语花费时间的价值)。母语和新的目标语言之间的差异性使得学习者需要花费时间和努力,这样学习成本对于这些学习者就较高。事实上,由于较高的学习成本,通常会抑制本地民众对于与母语差异较大的语言的学习。然而,获取这种新的差异性语言的收益也是很高的,因为如果在本国只有少数人会说这种语言,两种语言之间具有较高的交易成本,这将会增加会说这门外语的人的收益。这样,对于语言接近度(或距离)对于语言需求的影响就没有一个明确的预期。潜在学习者的相对低工资会增加其学习高收入国家语言的动力,这个新的目标语言似乎会增加其未来收入。利用人均GDP作为工资的代理变量,我们有这样的预期,孔子学院在人均GDP相对较低的国家或地区会比较盛行。

LazearGinsburgh等指出使用母语和目标语言的人数决定了对目标语言的需求。直觉上,较多的人口说母语会减少学习目标语言的收益,较多的人口说目标语言则会增加学习的收益和激励。这些结果已经在交际收益模型中被规范地证明了。尤其是当人口规模增加,学习外语的人口比例将减少。然而,学习目标语言的总人数减少或增加,综合取决于人口规模增加和学习者比例减少之间的平衡。这样,我们对于人口规模的效应也没有明确的预期。

此外,语言和文化壁垒是贸易和FDI中的主要交易成本。如果一个国家与中国在贸易与投资上具有较强的联系,对其民众学习汉语就会有较大的激励,因为学习汉语会有更多的收益。因此,我们预期孔子学院会在与中国有较强的贸易和投资关联的国家盛行。

其他因素似乎也可以为学习新语言带来收益。这些因素可能包括与语言多样性和多语制相关的组织法和政策,移民与政治难民,学习新语言的难度。总之,巨大的人口规模,快速的经济增长,潜在的贸易机会为非汉语国家提供了较强和稳定的激励去学习汉语,这会导致孔子学院网络的扩展。

 

2 供给层面的影响因素

在供给层面,申请程序要花费时间和成本,因为需要持续的沟通、讨论与协商,以及对孔子学院总部的不时拜访。相较于贫穷国家,富裕国家开办孔子学院的成本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其高等教育的预算相对更多。因此,GDP会对孔子学院的建立具有积极的影响。成本需求尤其对于发展中国家是不利的,因此,发展中国家似乎会较少建立孔子学院。此外,地理距离和语言距离反向影响沟通效率以及访问总部的可能性。我们预测在与中国地理距离和语言距离较大的国家,孔子学院不会太盛行。

在多数情况下,通用语言如英语更适用于申请程序。相对于其他的语言,其沟通效率可以减少申请成本。因此,孔子学院更可能在说英语的国家盛行。Ku㉒等指出,通用语言能够促进贸易和投资的关系。

汉办建议的评估标准主要有:(1)申办机构能够提供实体设施和配套资金;(2)对汉语教学有较大的需求。因此,GDP与人口规模都有利于孔子学院的申请成功。结合以上的预测,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GDP和人口对于建立孔子学院具有积极的影响,而人均GDP具有消极的影响。

假设2:贸易和FDI都能够促进孔子学院的建立。

假设3:地理距离和语言距离都会对孔子学院建立有消极的影响。

假设4:孔子学院不太会在发展中国家设立,但倾向于在说英语的国家设立。

 

模型构建与数据来源

 

(一)模型构建

因为被解释变量孔子学院的数量为一个计数变量,因此,本文采用负二项回归模型去检验孔子学院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需要说明的是,在负二项回归模型与泊松回归模型的比较中,由于存在过度分散的特征,标准误比独立变量的平均值要大,因此我们采用负二项回归模型,估计方程如下:

其中,yit是在t年东道国i的孔子学院数量,Xit为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向量,β为估计的向量系数。Γ为伽马函数,α为离散参数。

    向量Xit包括:TRADEi,t-i是中国向国家i出口的对数值;FDIi,t-1中国向国家i直接投资的对数值;GDPi,t-1为国家i国内生产总值的对数值;GDPPCi,t-1为国家i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对数值;Disti为中国与国家i之间地理距离的对数值;Borderi为虚拟变量,指两国是否有共同的边界,有则取1,否则取0;Landisti指中国和国家i之间语言距离的对数值;Englishi是虚拟变量,指i国是否是一个以英语作为官方语言的国家,是则取1,否则取0;OECDi为是否为发达国家的虚拟变量,是则取1,否则取0;Ft是时间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误差项。我们利用异方差稳健标准误,同时,我们也使用Trade,FDI,GDP和GDPPC的滞后项去处理潜在的内生性问题。

 

(二)数据来源

本文的独立变量为2006~2015年间的孔子学院的数量,数据来自汉办的官方网站发布的历年《孔子学院年度报告》。中国对贸易伙伴的出口数据来自联合国贸易数据库UNCOMTRADE。中国对外投资数据来自历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GDP数据来自世界银行发布的世界发展指数。地理距离、共同边界和说英语的国家的信息来自CEPII数据库。语言距离为一个持续观测值,由词汇统计学者开发。发达国家虚拟变量取自OECD组织的成员国。基于数据可得性和完整性,本文的样本国包括“一带一路”的55个国家,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国家中部分至今未设立孔子学院,包括沙特、土库曼斯坦、卡塔尔、沙特、阿曼、马其顿、伊拉克和科威特等。

 

实证结果分析


(一)结果讨论

1的第一和第二列给出了负二项模型的回归结果,由于GDP和人均GDP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因此,在第二列中用人口对GDP进行了替代,以保证估计的一致性。从第一列的回归结果来看,GDP对于孔子学院的设立没有显著的影响,而东道国人均GDP水平对于孔子学院在该国设立具有显著消极的影响,即孔子学院在人均GDP相对较低的国家会比较盛行,这可能因为其国民学习汉语的时间成本较低,该结果与之前的假设1是相一致的。中国向东道国的出口和直接投资对于孔子学院的建立具有积极的影响,且分别在1%和5%的水平上显著,这也印证了之前的假设2,即与中国贸易和投资规模越大的国家,该国民众对于学习汉语的预期收益就会越高,这会增加该国对于学习汉语的需求,也会促使孔子学院在该国设立。

从假设3来看,实证结果并没有给予很好的支持。首先,语言距离对于孔子学院设立没有显著的影响,地理距离的回归系数尽管在1%的水平上显著,但与预期符号相反,这意味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东道国距中国越远,孔子学院越有可能在该国设立,可能的解释在于距中国越远的国家,其可能对于中国文化了解得越少,对于学习汉语和了解中国文化的需求会更强烈。从另一个方面来看,汉办也可能会倾向于在相距中国较远的国家设立孔子学院,从传播文化的角度,其边际收益会相对更高。从现实来看,由于历史的原因,离中国相对较近的东亚和东南亚国家深受儒家文化影响,像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尼等国家有大量的华人人口,汉语也是这些国家的主要语言之一,因此对于通过设立孔子学院来学习汉语和汉文化的需求相对就会较低,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上述结果。

从假设4来看,回归结果对其部分进行了支持。OECD变量的系数显著为正,这是与假设4相一致的,意味着孔子学院会在发达国家相对盛行,这是由发达国家的财政预算水平决定的,相对而言,发展中国家即使对孔子学院有较强的需求,也可能会因为经费问题使项目搁置。此外,English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这与之前的预期是不一致的。可能的解释在于,之前对于该变量的预期是基于说英语的国家会更好地与汉办进行沟通,可以减少申请成本。但从结果来看,这个供给层面的影响因素可能是微不足道的,而其主要影响可能是体现在需求层面。英语作为世界最主要的通用语言,使得说英语国家的民众具有与生俱来的优势,这会降低其学习汉语的收益,并在很大程度上降低其对汉语学习的需求。此外,两国具有共同的边界对于孔子学院设立并不存在显著的影响。

从第二列的回归结果来看,在用人口替代了GDP的情况下,其回归结果与第一列在系数符号和显著性方面都是一致的。然而,并没有发现东道国人口规模对于孔子学院设立具有显著的影响,因此假设1是不成立的。此外,负二项分布的过度分散系数是在1%水平上显著的,同时对于过度分散的似然比检验也是在1%的水平上拒绝零假设的,即相对于泊松回归,负二项回归更适合样本数据。但我们还是给出了泊松回归的结果,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将结果比对参照。由于泊松回归不能处理数据的过度分散性,结果中OECD和距离变量都变得不再显著了。

 

(二)稳健性检验

lien等指出,孔子学院的建立有可能影响中国和东道国之间的贸易和FDI。因此,之前的分析可能会存在内生性问题。为了消除可能的估计偏误,我们采用两阶段的估计。在第一个阶段,建立标准的引力模型,利用OLS去估计贸易和FDI的影响因素,在估计中考虑了东道国和年份的固定效应,因此不随时间变化的变量如地理距离、语言距离、OECD等变量在这些方程中就不能被估计,结果在表2中列出。在结果的第一列,可以看到东道国是WTO成员对于中国的出口具有显著积极的影响,其贸易开放和投资开放也促进了中国对其出口,而东道国政治稳定性具有显著消极的影响。孔子学院的开设对于中国的出口没有显著的影响。第二列结果显示,东道国是WTO成员对于中国对其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积极的影响,贸易开放度和FDI开放度也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孔子学院开设对于中国OFDI没有显著的影响。与贸易不同的是,东道国的政治稳定性显著地促进了中国对其的直接投资。而东道国通货膨胀水平对于中国的出口和投资的影响都不显著。

 

 

利用第一阶段的估计结果,我们可以得到贸易和投资的预测值。在第二阶段的估计中,我们利用贸易和投资的预测值替代其实际值。通过第三列的结果,可以看出,在控制了内生性后,Export、OFDI对于孔子学院设立具有显著积极的影响,RGDP具有显著消极的影响。地理距离和OECD的估计结果也是比较稳健的,仍然具有显著积极的影响,这些估计结果是比较稳健的。而GDP的估计系数变得显著,其符号也与预期一致,为正值。语言距离和共同的边界对于孔子学院的影响依然是不显著的。不同的是,English的系数仍然为负,但是在统计上变得不再显著。第六列的回归结果显示,在控制了内生性后,人口变量的估计系数变大,且在统计上是显著的。综合来看,相比于控制内生性之前,人口、GDP对孔子学院设立的影响加强了,除了English,语言距离和地理距离的估计结果与预期不一致外,假设1-4大部分得到了实证结果的支持。

 

结论及启示

 

本文从需求和供给两个层面实证检验了孔子学院走出去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东道国的GDP、人均GDP、人口规模及东道国是否为发达国家都是孔子学院走出去的重要影响因素。同时,中国与东道国的贸易和投资联系显著地促进了孔子学院在该国设立。中国与东道国之间地理距离的估计结果尽管是稳健的,但与预期是不一致的,显著为正,这可能源于供给侧面的原因,即在距中国较远的国家设立孔子学院,从传播文化的角度,其边际收益可能会相对更高。从该角度来看,国家汉办应努力在距离中国较远的非洲、南美洲等一些国家开设或增设孔子学院,这可能更有利于孔子学院在全球的推广和获益。

此外,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孔子学院在发达国家会更为盛行。而Lien等指出孔子学院设立对于中国向发展中国家出口具有积极的影响,这也增加了这些国家对于汉语学习的需求,因此在发展中国家增设孔子学院,对于双方都是有利的。但同时,GDP对于孔子学院的积极影响表明,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的一些欠发达国家,即使对设立孔子学院有较强的需求,但由于其财政预算的约束,而导致无力申办或不能获批。因此,汉办可以考虑针对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设计弹性的申办条件,对于那些对孔子学院有较强需求的欠发达国家降低申办标准,或在孔子学院运营的资金配比上更多向这些国家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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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2019年0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