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刁晏斌，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现代汉语共时状况及历时演变。
近年来，随着人们对语言功能、地位及作用等认识的不断拓展与提高，出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研究热点，这些热点问题虽然各自独立，但是相互之间往往也会有一定程度的交叉与交融，例如语言资源与语言经济、跨境语言与少数民族语言等，而语言安全与全球华语之间大致也是如此。
本文立足于全球华语，试图在语言安全的视角下，对其进行以往较少涉及的另一侧面的观察，试图由此来进一步完善及深化对前者的认识，从而促进相关研究的进一步开展。
一 语言安全与全球华语
在进行具体的讨论之前，我们有必要先梳理一下语言安全与全球华语的内涵和外延，以及二者之间的关联。
1 语言安全
一段时间以来，语言安全问题成为诸多领域研究的一个热点，郭熙对此有一个简单的概括：“社会对语言安全的重视程度明显提升。语言与国家安全，语言与文化安全，语言与经济安全，都成了学界和社会的热门话题。”[1]
什么是语言安全？陈章太认为是指“语言文字及其使用能够满足国家、社会稳定、发展的需要，不出现影响国家、社会安全的语言问题，具体包括语言文字本身状况和语言文字使用与国家社会安全的关系。”[2]
刘跃进把语言文字安全作为国家文化安全的基本内容，认为其“最基本的含义就是指一个国家使用自己固有语言与文字的权利不受外部因素特别是外部强权的威胁和侵害；其次是指一个国家的语言文字本身不因他国语言文字的影响或侵入而失去在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科技等领域的主导地位；第三是指语言文字在内外各种文化和非文化因素的影响下保持合理的纯洁性；第四是指语言文字的改革与发展能够安全稳步进行，而不至于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多于便利的不便、多于益处的害处。”[3]
沈骑指出，基于语言安全理论，非传统安全问题领域的语言安全至少有以下３种类型：一是语言地位不安全：本国语与外语的关系如字母词、英语霸权等；二是语言身份不安全：少数民族语言身份以及外来人口的语言认同问题；三是形式语言不安全：城市化进程中的方言和普通话的关系。[4]
时至今日，对语言安全的研究已经在较大的范围内展开，并且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是这方面的研究还有很大的开掘空间，已有认识也有待于进一步深化、细化与全面化，总体而言大致如有学者所说，“目前，国内有关语言安全问题的界定仍然不够完善，在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及族群与个人层面的界定和研究仍不够充分，有待进一步深入。有关新媒体的语言安全问题尚未开展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即便是传统媒体（如出版物）和外语教学中的语言安全问题也尚未得到充分的关注和研究。”[5]
我们认为，除上边提到的方面外，由全球华语直接带来以及与之相关的跟语言安全有关的问题也有不少，而这无疑也应当成为前者以及后者的一项重要研究内容。沈骑认为，“一带一路”建设中的语言安全问题主要由语言本身及其使用中的问题，以及语言外部相关的社会因素构成，他把语言安全问题分为内源性、外源性、双源性及多源性等4种，[6]其中后两种就与全球华语及其生存状态有着很大程度的关联。
2 全球华语
现在，“全球华语”已经成为一个有相当知晓度与流通度的学术概念，而在此之前，比较常见的是“华语”。关于华语的内涵，人们的认识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变化，郭熙这样讲述了他自己的认识过程：“什么是华语，这是很费斟酌的一个问题。我个人对华语的理解经历了三个时期：第一阶段2004年在《论‘华语’》里是‘以普通话为标准的华人共同语’，第二阶段2006年在《论华语研究》里是‘以普通话为核心的华人共同语’，第三阶段是‘以普通话为基础的华人共同语’，《全球华语词典》最终采用了第三阶段的定义。”[7]
上述认识以及由此而造成的定义变化，主要体现在对华语与普通话关系的认识方面，而徐大明、王晓梅的表述则侧重于华语的内涵与外延：“但是对于世界上将近十三亿的使用汉语的人口来说，不管自己使用的是什么样的汉语变体，他们都直接或间接地认同一种汉语的标准语，这就是在中国大陆叫做‘普通话’、在台湾叫做‘国语’或‘华语’、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称作‘华语’的汉语标准变体。”[8]
陆俭明于2004年首次提出“大华语”的概念，将其定义为“以普通话为基础、而在语音、词汇、语法上可以有一定的弹性、有一定的宽容度的汉民族共同语”。[9]时隔10年之后，又将上述定义修改为“以普通话为基础而在语音、词汇、语法上可以有一定的弹性、有一定的宽容度的全球华人的共同语”。[10]
此后，“大华语”就成了一个比较常见的概念，人们对它的理解与表述多从内涵及外延两个方面着眼，比如李宇明把大华语列在其汉语两层级六层次层级构造的最顶端，定义为“以普通话／国语为基础的全世界华人的共同语”[11]。后来，李宇明还对其之所以取“大华语”之名进行了解释：在“华语”前加一个“大”，既为了避免“华语”本身的歧义，也是在强调看待华语的全球视角、全球意识，强调一种“新华语观”。[12]
李泉进一步阐述了大华语的具体所指，明确把普通话也包括在内，给出的大华语定义是“以现代汉语通用语为基础、以普通话为发展和规范方向、通行于世界各地的华人共同语。包括大陆的普通话、地方普通话，台湾国语，新加坡华语，海外各地华人社区的汉语等。”[13]赵世举则从使用人群的角度强调了这一点，他把华语界定为“全球华人（包括中国人）的共同语”。[14]
就现有的使用情况来看，“全球华语”的所指与“大华语”基本相同，两者相较，我们认为前者更具包容性，同时见形明义的特点更加突出，另外也与国际上通行的Global English、Word English等具有更高的适配性与一致性，所以我们在相关研究中基本只采用前者。我们有一个基本的理念，这就是讨论和认识全球华语，除了立足当下、放眼未来之外，还应该建立历史的观念与视角，否则就难以形成全面的认识。正是基于这一理念，我们给全球华语所下的简短定义是“以传统国语为基础、以普通话为核心的华人共同语”。[15]
根据以上各家的定义和表述，结合笔者自己的研究实践与思考，我们绘制了全球华语构成图，即：
简单解释一下：着眼于“国内”与“国外”，以及目前国内的特殊情况，我们认为全球华语一分为三，它的第二层次应该以“普通话”“国语”和“华语”命名，分别指中国大陆／内地、中国的3个特别区域，以及上述区域以外的所有其他地区或国家的华人共同语，三者合一，才能形成“全球”的完整覆盖面。如果再看第三层次的话，普通话的下位概念是各地实际使用的“地方普通话”，国语的下位概念则是台、港、澳三地的民族共同语。华语之下，大致可以按地区与国家划分为一虚一实两个层次：前者如图中所列的欧洲以及北美等，在实际的研究中经常用于指称那些本地华语变体尚未最终形成的“片”即地区；后者如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指那些全球华语早已落地生根并形成新变体的国家，如果着眼于当下，二者基本处于同一个层次。
以下我们对语言安全视角下全球华语及其研究的讨论，都是在此图的框架下进行的。
李宇明曾经提出全球视角下大华语研究的许多新课题，其中与本论题相关的有如何协调各华语社区间的语言政策、语言教育和语言研究，每个华语社区如何纵向传承华语、如何协力向世界传播华语、如何建造汉语国际传播更多的传播源和接力站，以及如何划分华语社区，如何看待华语变体，大语言对其内部的语言变体有何影响、对国际语言生活有何影响等。[16]
我们认为，全球华语研究应该而且可以建立语言安全的视角，并由此而展开相关的研究。我们相信，这样的研究一方面可以进一步丰富人们对全球华语的理解与认识，另一方面也必然使相关研究更有实际的意义和价值，同时也有助于作为一个新分支学科的“全球华语学”的不断充实与完善。[17]
二 语言安全视角下的全球华语
如前所述，全球华语包括三大部分，所以，我们在语言安全的视角下来观察与认识全球华语及其所面临的不安全因素，就应当分别着眼于这３个方面，以下就此分别进行讨论。
1 语言安全视角下的普通话
虽然由目前所见的各种全球华语（或大华语以及华语）的定义看，其中心语都是“华人共同语”，因此自然也包括狭义的现代汉语即普通话，但是在一般的实际研究中，人们往往有意无意地把普通话排除在全球华语之外，一个比较突出的表现就是在各类具体研究中，往往把二者作为相对的双方来进行比较或对比。
立足于全球华语，在考虑和研究其与语言安全相关的问题时，我们首先就要从这个在整个全球华语中居于“基础”或“核心”地位的部分开始。不过，我们这样强调，其实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观念的问题，而此前相关的很多具体研究，基本都是在这一范围内展开的，或者是以此为立足点的（当然并未把它纳入全球华语的框架之下）。
陈章太指出：“普通话是我国法定的国家通用语言，它历史悠久，文献丰富，功能完备，活力强盛，规范化程度很高，使用人口众多，使用范围广阔，语言声望至上，国际影响越来越大，语言资源价值巨大，是超强价值的语言资源。但是如果我们对它不知道珍惜与爱护，不注意保护与建设，或者开发、利用不当，如推广不力或过急，要求过低或过高，语言政策失误，教学培训测试方法不当，等等，都会对普通话造成伤害，影响它的声望，在语言应用、语言关系中带来麻烦或矛盾，使普通话这个超强价值的语言资源，可能转化为语言问题，造成国家、社会的损失。”[18]
客观地说，上述“伤害”或“损失”实际上已经发生了，王宁、孙炜就此指出：“汉民族的社会母语是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我们的通用语言文字法已经从法律上确定了普通话作为官方语言的地位。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作为社会母语的普通话的安全存在着很多问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社会母语意识的淡漠。2.在全部与局部地区，由于过分强调外语，形成了一种以说和写中西杂糅的‘洋泾浜’语言为‘时髦’的恶劣风气，使外语冲击社会母语，妨碍社会母语的健康发展。3.网络语言由于媒体本身的特性以及英语的冲击，出现了大量不规范的现象。以上这几种情况充分说明了汉语母语安全的问题，已经到了必须重视的地步。”[19]
母语的不安全，是语言安全中的最大问题，因为“母语是语言问题的核心，也是国家语言安全问题的重中之重。对于任何一个民族而言，母语的活力是民族的活力，母语的使用是民族的象征，母语的发展也是民族的兴旺”[20]。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再结合普通话所面临的诸多不安全状况，有学者提出了“母语危机”问题，并列举了其具体的表现：“在当代，中国母语危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在文化全球化的冲击下，汉语表达日益‘西化’。2.现阶段我国重英语、轻汉语的政策规定，强化了英语的霸权地位，损害了汉语的声望。3.随意简化汉字、滥用省略语、不识繁体字的现象较为严重。4.网络语言大规模的侵入，使汉语陷入空前的危机。”[21]
针对这一现实，研究者们也在寻求解决的办法。比如，方小兵认为，全球化背景下，英语在中国传播的强势和国民母语意识的相对薄弱，带来了我国母语本体、母语习得、母语认同和母语传播方面的安全隐患。为此，必须进行科学的母语本体规划，调整母语习得规划，加强母语认同意识的培养，制定符合时代潮流的母语传播策略，设立国家语言安全战略研究机构。[22]
除上述“传统”的方面与表现外，有的研究者还关注网络空间内“语言自身的安全”，具体包括网络内语言技术能力的安全、网络空间的多语种话语能力安全、网络空间对其他“语言能力的安全”的影响等。[23]
母语安全与否，其核心问题是语言关系处理得好坏及到位与否。有学者认为，从语言群体关系上看，中国的语言关系主要有三大块：一是国家通用语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的关系；二是普通话和方言的关系；三是本国语和外语的关系。处理好这三大块的语言关系，关系到民族进步、国家安全，成为中国语言工作者的重要任务。[24]当然，如果能在这三大关系之外，再加上普通话与台港澳国语及海外华语的关系，可能就会更加全面一些。
语言关系的调整与维护需要语言规划，包括从母语视域进行的、以母语为核心的语言规划，即“母语规划”，[25]而也有人专门讨论了华语视角下的中国语言规划问题。[26]
总之，在语言安全视角下观察与研究作为全球华语最重要组成部分的普通话，一方面已经有了较多的成果，另一方面还需要调整角度，进一步梳理、补充与完善相关的研究，比如以全球华语三大部分及其关系为立足点的研究，相关的语言规划研究等。
2 语言安全视角下的台港澳国语
本部分在全球华语中的地位，此前也不是特别明确，我们所见，前引李宇明的定义明确提到了“国语”，但是未加任何限定，所以不清楚是指早期（即五四时期至新中国成立初期）还是当下台湾等地区常用的“国语”，当然也有可能是把二者都包括在内。本文则特别强调和明确：我们所说的“国语”是指当下在台港澳地区使用的、与普通话同样作为民族共同语变体的书面语及口语形式。
台港澳三地虽然地理范围不广，人口不多，但是作为全球华语的一个组成，却有着非常突出的特殊性、复杂性、变化性，而其中的很多因素都与语言安全有直接或间接的关联，所以我们在语言安全视角下审视该范围内的语言及其使用状况时，对它应予以特殊的关注。
上述“三性”的表现及造成原因主要但不仅仅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台港澳三地与大陆／内地的政治关系有所不同。总体而言，台港澳三地与大陆／内地实行“一国两制”，所不同的是，港澳地区是实质性的一国两制，而台湾要达到这一点可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港澳地区作为英国与葡萄牙的殖民地，已经分别于1997年和1999年回归中国，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下的两个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自1949年至今则一直与大陆分而治之，由此实际上形成了并维持着两个不同的政治实体。
其二，语文政策有所不同。在这方面，主要是台湾的情况特别复杂多变。台湾虽然以国语为“官方”语言，但是近年来随着政党更迭，语言政策面临相当大的变数。比如，许长安对民进党在第一个执政时期（2000~2008）推动“去中国化”的语文政策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梳理，计有以下10个方面：一是通过“通用拼音”为中文译音系统，二是策划英语为“官方语言”，三是制定所谓“语言平等法”和“语言发展法”，四是废止“国语推动办法”，五是实施乡土语言政策，六是公务员考试采用方言命题，七是削减国语文教学时数和文言文比重，八是修改教科书用词，九是推行以“正体字”为主体的对外华语文教学，十是制定“俗体字表”。[27]此后，国民党执政时期虽然对局面有所扭转，但民进党蔡英文上台后，又开始继续朝着“去中”方向采取一些宣传以及实际的行动。香港的法定语言是中文和英文，而香港政府的语文政策是“两文三语”，即书面上使用中文和英文，口语上使用粤语、国语和英语。澳门的情况还要更复杂一些，即在香港的基础上又增加了葡文与葡语，所以是三文四语。
其三，所面临的与语言安全相关的问题有所不同。在语言安全视角下观察台港澳三地国语，大致有两个角度，一是当地国语的角度，二是全球华语的角度。前者主要关乎当地语言及文化的安全、社会的稳定以及与内地的关系等，而后者则关乎整个全球华语的安全和健康发展，以及整个华人世界的民族及文化认同等。台湾的情况总体已经如上所说，具体而言，比如拼音，在教育领域主要使用注音符号，而且长期以来一直在坚持；而在公共领域（人名、地名拼写）使用拼音，但是拼音系统更换较为频繁，由威妥玛式到通用拼音再到汉语拼音，反反复复，给公共领域标音带来了混乱和很多争论。[28]台湾诸多语文问题产生的原因，一是受政治的影响与干预太大，二是与大陆“离心”的因素比较多，三是不稳定性比较强，四是外力较难对其进行干预，所以无论在总体上还是具体的问题上都有较大的变数。港澳地区因为有大致相同的历史及现实的语言状况，加之同处粤语区，所以面临的问题也有较大共性。就香港的情况来说，由于两文三语概念下的中文、英文和粤语、普通话、英语的关系都没有处理好，导致了对一些具体问题的争辩，如有关法定口语的争辩，有关母语教学的争辩，以及有关普通话教授中国语文科的争辩等。[29]
张日培指出，要充分发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整合与认同功能，主要包含4个层次，其中第二个层次就是港澳台地区的整合与认同，认为当前我国在这个方向上面临巨大的认同压力和复杂的政治局面，语言文字应当在其中发挥什么作用、如何发挥作用，亟待加强对策研究。[30]我们认为，这里所说的认同，既是民族的认同，也是国家的认同，因此非常重要，而这方面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3 语言安全视角下的海外华语
与前两部分都属于“国内”不同，本部分则属于“国外”，我们把它表述为中国以外其他国家华人的民族共同语。由于以上不同，直接带来了在语言安全视角下，其作为全球华语一部分跟其他部分之间的明显差异，其中最主要的有以下两点：
1.从母语到祖语
郭熙认为，祖语即“祖传语言”，主要指祖传主体语言之外作为语言文化传承的祖辈语言，它一般是通过移民过程由母语演变而成的。与祖语相关的现象及概念有祖语能力、祖语生、祖语政策、祖语中断、祖语传承、祖语崇拜、祖语文化、祖语使用者、祖语环境、祖语文献、祖语生态、祖语维护、祖语景观、祖语教育、祖语教学、祖语习得、祖语学习、祖语保持、祖语认同、祖语期待、祖语压力、祖语焦虑（感）、祖语磨损、祖语失却、祖语丧失、祖语消亡、祖语共同体、祖语机制、祖语分化、祖语异化等。对于很多移民及其后代来说，汉语／华语正在或已经由母语沦落为祖语。“被边缘化”是祖语的一大特点，而语言功利主义则带来了祖语的危机，使其应用价值不断衰减。[31]
无论是作为海外华人的母语还是祖语，全球华语都面临着巨大而严峻的语言安全问题：“越来越多的调查表明，海外华语受到当地主流语言和语言政策的挤压，面临严峻的语言生态，存在程度不等的语言维护或语言传承问题。”[32]
2.从境内语言到跨境语言
“跨境语言”是由中国学者提出的一个概念，指的是“分布在不同国度的同一语言”[33]，如果再具体一点，就是指同一种在不同国家和相应族群中作为母语和族内交际语使用的语言。[34]
较早的跨境语言研究主要以少数民族语为对象，近年来人们逐渐开始把它与华语甚至全球华语联系起来。例如，赵守辉、张东波指出，“汉语在东南亚被广泛使用，代表了移民跨境语”；[35]周明朗认为，“随着中国经济地位的上升，汉语已经逐渐在中国以外，在全球华人社区以外获得第二语言学习和使用，为汉语作为跨境语增加了一个维度，成为了国际汉语”；[36]黄行、许峰把汉语普通话列入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跨境语言，同时还把“汉语”列为蒙古国和缅甸的跨境语言。[37]
戴庆厦认为，跨境语言的语言关系是复杂的、多层次的，它的和谐与冲突是一对主要矛盾。[38]吴海燕指出，跨境语言因受所在国家的共同语、文化、经济等因素的影响，往往会产生语言的变异，变异程度的大小会受到跨境时间、两国关系、两国居民交往频度等因素的影响，变异程度较大则会影响同民族境内外双方的交流，同源民族间的交流会因为语言的差异逐步降低交往频率，民族认同度会随之降低，差异过大甚至会导致民族隔阂的产生。[39]由此自然就带来了一系列与语言安全相关的问题，同时也彰显了相关研究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即如李春风所说，“跨境语言与国家安全的关系密切，因而相关研究越来越显示出其重要性，这是应对当今国际社会语言生活现实发展、维护语言安全、制定新时期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的要求”。[40]
郭熙提出“华语规划”的概念，并进行了初步的讨论[41]，但进一步的跟进研究似乎还很少；朱艳华认为，在语言保护工程中，对跨境语言的保护是一个薄弱环节，至今未能引起全社会足够的重视。全面开展语言保护工作，必须把跨境语言的保护列入其中。[42]郭龙生关注了媒体语言中的跨境语言规划问题。[43]
总之，无论是作为祖语，还是作为跨境语言，全球华语安全面临严峻挑战，如激烈的语言竞争、在所在国或地区地位和声望下滑，有时因受到人为打压而产生危机，因此需要祖语国及所在国家与地区的华侨华人共同维护、保存与保护，而所有的相关研究，也都应当在此背景下展开。
三 语言安全视角下的全球华语研究
在语言安全的视角下，我们提出一个全球华语研究的“一二三”框架，即应当进一步加强与突显一个基本点，这就是语言认同；在本体层面加大力度进行两条线索的发掘与梳理，这就是全球华语从哪里来、向哪里去；此外，还要确立三个基本的着力点，这就是语言规划、语言保护和语言服务。
1 一个基本点
在社会语言学及相关的研究中，语言认同是一个重要的焦点性话题，就其与本论题相关的部分来说，就是语言认同能够反哺国家认同、地域认同和文化认同，能够维持和强化民族认同。[44]
戴庆厦从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角度探讨了语言与国家安全的关系，[45]沈骑也指出语言安全包括语言本身使用、地位和身份认同的安全。[46]立足于语言安全观，在全球华语的研究中，除了由以上认识带来的变化与调整外，还应特别强调与突显语言认同的诉求，因为这是与语言安全直接相关的一项内容和一个重要方面。张日培强调要发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整合与认同功能，其中的第三个层次就是全球华人的华语认同，认为一方面需要国家面向全球华人社区加大普及力度，另一方面更需要树立包容、发展的“大华语”观，做好全球视野下的汉语本体规划。[47]
我们认为，在这个基本点上，应当在相关研究中突出与强调以下3个方面：
第一，立足于全球华语及其使用人群的语言认同，对其所涉及的各种因素、各个方面进行全面、深入、细致的研究；
第二，根据全球华语的三大板块，特别是国语与华语言语社区及其使用者，确定与区分不同的语言认同层次及目标：前者大致是国家认同，后者则主要是文化及民族认同；
第三，探寻扩大及加深全球华语认同的途径与方法，给出相关的策略与建议、模式与方法等。
2 两条线索
如果说上述一个基本点属于比较宏观的层面，那么这里的两条线索则立足于语言本体的研究。我们曾经提出并初步论证了“全球华语史”的概念，[48]其最重要目标之一就是理清全球华语从哪里来、向哪里去的路径与线索，并梳理相关的推动与影响因素及其蕴含的规律性等。我们现在的认识是，对于上述的语言认同，这两项研究显得特别重要，因为初步的研究结果显示，全球华语不仅有共同的来源，而且越来越朝着“同频共振”的融合方向发展，而这无疑能够促进甚至强化所有语言用户对它的认同感。
本文第一节中给出了我们的全球华语定义“以传统国语为基础、以普通话为核心的华人共同语”，前一句大致就说明了其从哪里来，而后一句则指向了其向哪里去。关于前一方面，周清海有一个大致的梳理：1949年之前，中国有很多知识分子通过中印半岛往南迁移，他们之中不少到了东南亚———特别是新马，就留了下来。也有不少知识分子由广州到香港、澳门，之后就留在那里，或者通过香港到了其他地方。此外，更有一大批知识分子从上海、南京、福建等地移去台湾。上述华人大迁移所带去的“国语”和“国文”，在所居地发展形成了当地华人的“华语”“华文”。[49]这里说得很清楚：全球华语来自早期的民族共同语“国语”，而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以传统国语为基础”。
一段时间以来，在全球华语及相关研究中，“融合”成为一个常用词，不少人都讨论了普通话－国语－华语之间的互相影响及吸收现象。我们曾经对近年来台湾“国语”对大陆词语的吸收状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调查，最终的结论是海峡两岸民族共同语的融合已经由最初主要是大陆向台湾靠拢，发展到目前基本均衡的双向交流，并且正在加速向真正意义、更高层次上的双向互动发展。[50]党静鹏、王璐、苏金智基于不同时期3部两岸词典的穷尽性调查，也得出了基本相同的结论。[51]
在更大的范围内，情况大致也是如此。周清海就此谈到，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与各华语区之间的交流频繁，在你来我往之间，现代汉语和华语的相互融合，就是不可避免的，而融合的速度随着交往的频繁而加快。随着与华语区的频繁交往，以及中国传媒影响力的扩大，现代汉语的输入局面正在逐渐转变为向华语输出。周先生由此得出的结论是“这是个汉语大融合的时代”[52]。
语言的融合是其用户向心力及凝聚力的反映与表征，而它反过来也能够进一步促进与强化后者，促进与强化语言的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所以这是我们非常愿意看到的可喜现象。
3 三个着力点
这里的三个着力点所涉及的3个方面，是语言安全及相关研究中人们较多提及的，而这也正说明了其对避免与扭转语言不安全、恢复与保持语言安全的重要性。
先说语言规划。语言安全是语言规划研究的一个重要视角，那么，在全球华语的相关规划研究中，同样也要充分考虑语言安全方面的问题或因素。郭熙曾经指出：“正确认识华语和汉语、汉语视角的语言规划和华语视角的语言规划的关系。华语不等于汉语，华语视角下的语言规划不是、也不能取消汉语视角下的规划。我们既需要中国视角的语言规划，也需要世界范围内的语言规划。”[53]桑哲认为，“就下一步的工作来说，我们应该从整个华语的角度，立足于世界来审视我国的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努力调整优化各种语言规范和标准的制定。”[54]对于全球华语而言，规划的实质就是协调。赵世举认为，“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推进，各个方面的语言关系变得更为复杂，因而做好语言协调十分重要。通过有效协调，促进语言和谐，实现良性发展。”[55]
再说语言保护。以今天的认识来看，全球华语是一种重要的语言资源，所以一方面要对其进行开发与利用，另一方面也要对其进行保护，特别是结合前边已经简单提及、而更多人已有更进一步讨论与说明的其所存在与面临的各种不安全因素与处境，这一点就显得尤为突出、重要。目前，国内的语言保护研究大都针对少数民族语言，特别是濒危少数民族语言，具体主要立足于语言资源、语言生态与语言权利，[56]而其主要任务包括中国语言资源的调查汇聚、建库保存、保护研究、开发应用等方面。[57]曹志耘在语言保护的框架下，区分了语言保存与语言保护，把它们定位为两种不同的观念和措施，前者是指通过全面、细致、科学的调查，把语言、方言的实际面貌记录下来，并进行长期、有效的保存和展示；后者则是指通过各种有效的政策、措施、手段，保持语言、方言的活力，使其得以持续生存和发展，尤其是要避免弱势和濒危的语言、方言衰亡。曹先生认为，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既需要语言保存，也需要语言保护。[58]我们认为，对于当下的全球华语而言，尤其如此。然而，中国的语言保护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还面临着许多没有解决的问题，如语言保护的概念如何界定，它分为哪些种类，其主体是什么，其对象具有什么特性，诸如此类的问题，学界或者尚未触及，或者尚未达成共识。[59]如果把这些问题带入全球华语，情况自然会更加复杂，需要厘清的概念及理清的头绪自然就更多，所以需要花更大、更多的气力去进行研究。
最后说语言服务。屈哨兵认为，国内外在使用语言服务概念的时候，通常包括4个方面的内容，即语言翻译服务、语言教育服务、语言支持服务、特定行业领域的语言服务，[60]而其中的第二、三方面均与全球华语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在“语言服务观”下，特别是语言教育服务，一方面有巨大的现实需求，另一方面也有很多需要深入探究的课题。卢德平对汉语（包括华语）国际传播中的推拉因素及其关系等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虑，认为有效的汉语国际传播，需要考虑到传播国和接纳国双方面的条件和因素，即源自传播国的推力因素和对象国内部生成的拉力因素，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只有搞清楚汉语国际传播过程中究竟哪些推力因素和拉力因素在发挥作用，从而优化推拉因素的关系，寻找推拉因素的平衡点，才能使汉语的国际传播呈现出推拉结合，有节奏、分阶段、逐步推进的态势。[61]在一些具体的层面，涉及的问题也很多，比如怎样实现华语教育教师与教材的本地化，就是一个巨大而又复杂的问题。
以上的“一二三”框架及其研究，总体而言主要包括两大方面，一是“理论”，二是“应用”，二者相生相依、相辅相成，共同构成当下语言安全视角下全球华语研究的主要内容。
四 结 语
“华语不只是血脉传承，它还具有重要的资源、文化和战略意义”，[62]正因为如此，它与语言安全产生了密切的联系。以前的语言安全研究虽然也在一定程度上关注与涉及全球华语，但总体而言一是数量较少，二是比较零散，三是往往浅尝辄止。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把全球华语作为一个整体纳入语言安全知识体系的框架中，集中考虑涉及的各种问题，这样做至少会带来以下几点益处：一是从整体上给语言安全研究增加新的视角、新的内容，并由此而产生在其他视角下难以获得的认识；二是给全球华语及其研究带来新的视角、新的内容，同时也会由此而产生在其他视角下难以获得的认识；三是以上述新视角、新内容与新认识补充其他相关研究之不足，比如语言规划研究、跨境语言研究、语言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研究等。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