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安然，博士，华南理工大学国际教育学院院长、教授，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孔子学院跨文化传播与管理研究”首席专家，广东省人文社会科学国际创新平台“公共外交与跨文化传播研究基地”主任；何国华，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对孔子学院影响力评估的研究既是对孔子学院过去十余年发展经验的总结、反思，也是决定孔子学院未来发展举措、发展方向的重要内容，这是目前研究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构建孔子学院跨文化传播影响力的评估维度，是全方位、深入研究孔子学院的需要，对进一步促进孔子学院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 文献综述
（一）跨文化能力研究
1.跨文化能力的概念研究。关于跨文化能力的概念，Spitzberg和Changnon认为，跨文化能力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世界上来自不同认知、情感、行为取向的人们的互动进行适当、有效管理的能力[1]。陈国明认为，“传播能力”与有效性和适宜性是分不开的，“跨文化传播能力是沟通能力的延伸，它特别强调情境脉络的重要性”[2-3]。结合Chen和Starosta的定义，我们认为跨文化传播能力是指在跨文化传播环境中的沟通能力，即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进行沟通时具有强烈的跨文化意识，能够克服文化差异，并排除由文化差异带来的冲突和障碍，有效并适宜地进行传播的能力[4]。
2.跨文化能力理论模型研究。目前学界关于跨文化能力的研究中，西方视角下的跨文化能力研究居于主导地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力。Deardorff提出的跨文化能力金字塔模型由五个要素构成，分别是态度、知识、技能、内部结果、外部结果。个人通过对态度、知识、技能的获取能够导致内部结果（例如移情、适应性和灵活性），内部结果进一步促进“有效、合适的沟通与行为”的外部结果，具体体现为在跨文化环境中进行有效和合适的沟通与行为[5]。因此，该模型不仅列举了跨文化能力的构成要素，也意味着这些成分间相互关联，以一种有序的方式，从初级向更高级水平不断发展。
西方在跨文化传播能力研究中，跨文化适应能力研究是重点，这是因为跨文化传播能力以跨文化适应为基础和前提，它同时也是跨文化适应的结果和体现，跨文化适应本身就是一种十分重要的跨文化传播能力，适应性是跨文化传播能力的中心概念， 也是大多数跨文化传播能力模型中共有的主要标志之一。
Ward、Bochner和Furnham归纳了跨文化适应的ABC理论，A（Affective）是指情感。B（Behavior）是指行为能力。C（Cognition）是指认知能力[6]。总之，跨文化适应反映了个体、群体或组织在异质文化环境中，因生活环境、生活习惯的改变，以及价值观的冲突等所带来的压力，为了适应新的社会环境而不断改变自我，寻求融入新的社会文化环境过程，这是适应双方彼此融入、相互改变的动态过程[7]。
目前几乎所有关于跨文化能力的理论和模型在描述和构成上都存在共同之处，都包含动机、知识、技能、情境、结果五个部分，只是在各个部分的具体构成要素上存在差异。Spitzberg和Changnon认为作为衡量跨文化能力理论模型的普遍标准，一个模型越能将动机、知识、技能、情境、结果置于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持续不断的发展的背景之下，这种模型就越先进[8]。
因此，本研究在综述目前有关跨文化能力构成要素模型的基础上认为，任何个人或组织的跨文化能力都由动机、知识、技能、情境、结果这五个要素构成，也称作跨文化能力五要素理论。
（二）孔子学院跨文化传播影响力研究
1. 海外孔子学院跨文化传播影响力的研究。总体来看，海外孔子学院的研究主要以影响研究为主，即孔子学院对其所在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影响，少数学者关注孔子学院的自身建设。
Harting认为，中国政府将孔子学院作为公共外交的有效工具[9]。Lien和Chang对孔子学院建立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中国的对外贸易投资、贸易往来、地理距离、发展中国家以及英语国家是影响孔子学院建立的重要原因[10]。Wang和Adamson通过对孔子学院发展的新闻报道进行研究后发现，美国大学对孔子学院的态度十分矛盾，一方面希望借机加强与中国高校的合作，但另一方面又将孔子学院视为对学术自由的威胁[11]。
海外学者有关孔子学院影响力的研究多集中于意识形态层面，普遍反映孔子学院存在“限制学术自由”“控制教师选拔”“政治宣传机构”[12-14]等问题，动辄将孔子学院与“中国威胁论”相联系，孔子学院跨文化传播的负面影响力比较突出。海外学者对孔子学院的批判性研究反映了现实社会中孔子学院随时都可能面临着跨文化冲突问题，孔子学院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应着力聚焦于如何化解其面临的跨文化诸方面问题，妥善回应外界的质疑和批判，加强自身跨文化冲突管理能力建设。
2. 国内孔子学院影响力研究。国内孔子学院研究主要集中于自身教学、发展方面的研究，这是与孔子学院自身的性质相符的，而对于孔子学院的直接“影响研究”则相对较少。
在教学方面，李军、田小红认为孔子学院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国际教育合作，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对中国教育的国际化和其他类似机构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15]。戴蓉认为孔子学院通过将汉语和中国文化推向世界，“承担了打破语言和文化的阻隔的使命”[16]。安然等首次构建了孔子学院中方人员跨文化适应能力研究模型，该模型由三个维度构成：个人生活适应能力、组织内的沟通协调能力、跨文化语言教学能力。该模型认为，个人的跨文化适应与组织的整体适应及功能发挥是相辅相成、相互影响的[17]。
在发展方面，国内学者已经意识到孔子学院跨文化传播中存在的问题，并以孔子学院的可持续发展及自身建设相关问题为研究重点，通过实际探讨和解决存在的问题以提升孔子学院的跨文化传播影响力。陈曦指出孔子学院未来需要去政治化、市场化、分权化[18]。安然等对孔子学院的跨文化冲突管理进行了研究，谈到孔子学院内部组织管理中以中方院长与外方院长的冲突最为显著，并结合跨文化管理理论提出了相应的解决策略[19]。
二、 孔子学院跨文化传播影响力评估维度建构
孔子学院作为一个跨文化组织，其跨文化传播影响力建立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之上，主要是指对国外民众认知、情感、行为的影响和改变能力，孔子学院的发展脉络应该是从自身的跨文化认知到跨文化适应再到跨文化传播，最终形成跨文化传播影响力。跨文化传播必须以跨文化认知和适应为基础，跨文化传播是跨文化影响力产生的条件。积极、正面的跨文化影响力是孔子学院跨文化传播追求的目标，它取决于跨文化传播各个要素的综合作用及对整个跨文化传播过程的有效管理、协调。
因此，孔子学院的跨文化认知和适应对应跨文化传播影响力评估的基础层级，跨文化传播、跨文化影响力分别对应于跨文化传播影响力评估的传导层级与结果层级。基于此思路的孔子学院跨文化传播影响力评估研究既体现了研究的专注性、持续性，也是建立适合孔子学院跨文化影响力评估理论的关键。
（一）基础层级的维度建构
孔子学院本身作为一个跨文化组织，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一方面，其影响力首先取决于个体对当地主流文化或环境的认知。在Adler看来，个体的跨文化适应包含个体在认知、情感、行为等方面的变化，归根结底，情感、行为的变化都由认知变化所引发[20]。因此，认知是引发情感和行为发生变化的基础。
身份协商理论强调有意识的跨文化传播（Mindful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要把必备的跨文化知识、跨文化动机和跨 文化技能结合起来以便进行满意的、适宜的和有效的传播的重要性[21]。在跨文化情境中，跨文化认知或跨文化传播能力的欠缺会导致人们依据自己的判断对不同文化作出非客观的判断，产生跨文化误估或跨文化曲解[22]。因此，孔子学院的个体成员在进行跨文化传播活动之前，必须具备一定的认知能力，这既是相互适应的需要，又是跨文化传播发挥效用的前提条件。
另一方面，跨文化适应是跨文化传播的基础，跨文化传播是跨文化影响力的条件，孔子学院的跨文化传播影响力以孔子学院个体在跨文化认知基础上形成的良好跨文化适应能力为前提，即孔子学院的个体在当地的融入状况，这种融入体现为传播者以孔子学院为载体在中华文化与人类文化的共享价值之间寻求契合并进行传播。
现有研究表明，美国的新闻报道中孔子学院面临的问题除师资短缺外，最突出的问题是汉语教学和跨文化适应，身、心是具有关联性的，精神的压抑和难受也会导致身体某些部位的不适[23-24]。对孔子学院而言，语言能力很重要，但适应能力更重要。个人的跨文化适应与组织的整体适应及功能发挥是相辅相成、相互影响的，孔子学院工作人员的跨文化适应情况对自身的汉语教学及一系列文化活动的开展具有直接而又重要的影响，只有具备良好的跨文化适应能力，才能在此基础上正常开展教学、活动等工作，塑造良好的自我形象，提升孔子学院整体的跨文化传播影响力。
因此，我们在从事孔子学院跨文化适应能力的系列研究中，根据跨文化适应的ABC理论以及跨文化能力五要素理论，确定孔子学院跨文化传播影响力评估的第一层面维度，即跨文化认知与跨文化适应能力。两个维度分别体现了跨文化适应ABC理论中的认知、情感要素，以及跨文化能力五要素理论中的知识、动机要素。认知和适应是相辅相成、相互联系的，成功的跨文化适应，其结果就体现在认知基础上的成功的沟通与交流，即在跨文化过程中人与人交流的有效性（Effectiveness）和适宜性（Appropriateness）[25]。跨文化认知和跨文化适应能力从个体视角出发，构成了评价孔子学院跨文化传播影响力的基础层级。
（二）传导层级的维度建构
影响力问题是传播的根本问题，在对外传播中，只有达到了预期的传播效果，才能产生影响力[26]。建立在基础层级之上的孔子学院跨文化传播具备了一定的跨文化能力或文化实力，但并不一定具备跨文化影响力，只有借助传导层级的作用，综合运用多种传播途径，才能将其跨文化能力或文化实力转化为跨文化传播影响力。
就目前孔子学院发展的实际情况而言，一方面，文化性是孔子学院的第一特性，孔子学院主要通过汉语教学与文化推广、品牌文化活动、艺术展演、文化论坛等形式传播中国文化，满足当地民众学习汉语和了解中国的需求，实现受众对孔子学院授课内容的接触、认识和认可，建立和谐的传播关系，受众再将自己认同的孔子学院和中国文化介绍给身边的亲朋好友，从而完成从认知到行为的转变，孔子学院的跨文化传播影响力得以产生和扩大。这个互动过程就是孔子学院将自身文化实力传播、展示的过程，可称之为孔子学院的文化展示能力。孔子学院的文化展示过程就是自身形象塑造与管理的过程，形象是一种信息的传递，孔子学院通过语言教学等文化活动影响民众对其形象的认知，对自身文化产品、相关的个人或文化符号进行有效管理，不断塑造和提升它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以展现孔子学院自身乃至国家的良好形象。良好的组织形象和口碑是孔子学院影响力的重要体现。
另一方面，孔子学院的跨文化传播具有多媒介整合的特点，必须综合考虑多种媒介传播途径或方式。
在孔子学院跨文化传播影响力的传导层级中，媒介传播维度包括孔子学院自建媒介传播，它反映了孔子学院在跨文化传播中的积极程度与传播力度，如借助孔子学院网站、微信公众号、“脸书”、“推特”等媒介对外传播。
也包括自身产品的二次传播——媒介报道与民众的口碑传播，可以称之为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在网络与大数据比肩齐飞的信息全球化时代，网络传播正发挥着比传统传播更加快速、广泛、深远的作用，孔子学院除实际的教学、文化推广活动外，网络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是媒体报道的主要承载渠道，包括孔子学院网站、微信公众号、“脸书”、新闻报道等线上媒介传播途径。互联网以其互动性、精确性、便捷性、实时性，将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进行了优化整合，成为信息化时代孔子学院跨文化传播最常见、最不可或缺的途径。
以网络传播为主力军的媒介传播能力充分体现在传播过程中克服语言、价值观、思维方式等方面的障碍，将适宜的传播内容通过恰当的文化展示途径传达给受众，并尽可能地对受众的疑问作出及时的反馈，以实现受众对中国文化和孔子学院的认可，并做出行为上的二次传播，这种心理上的积极认可和自觉的二次传播行为充分展现了孔子学院影响力的大小。
因此，我们通过对跨文化传播能力和跨文化影响力的理论分析，结合孔子学院逾10年的发展实践，从传播与跨文化的双重视角，基于组织层面因素考察，确立了评价孔子学院跨文化传播影响力的传导层级维度：文化展示能力与媒介传播能力。两者既是跨文化适应ABC理论行为层面的体现，又是跨文化能力模型中技能层面要素的体现。
（三）结果层级的维度建构
孔子学院的跨文化传播影响力既强调过程也关注结果，结果层级是基础层级与传导层级维度综合作用下的状态或结果呈现，在排除外界负面干扰的理想化状态下，基础层级和传导层级的相互作用能使孔子学院达到跨文化传播的理想目标，但实际上孔子学院在海外东道国的发展往往会遭遇各种问题和危机，包括组织内部、外部的矛盾和跨文化冲突。
目前学界对非营利组织的冲突效应已达成广泛共识，即这种冲突同时具备建设性和破坏性的双重作用。破坏性的冲突会给组织带来消极影响，产生负面效应，阻碍组织目标的实现，建设性冲突会给组织带来积极影响，产生正面效应[27]，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使冲突发挥建设性的作用。有效的冲突管理能力的目的就是要最大限度地增加冲突的正面效应，同时降低冲突的负面效应。
孔子学院跨文化传播影响力产生和不断扩大的前提就是要能及时有效地化解或避免这些内外部矛盾，构建和谐的社会关系并对此进行有效管理，最大限度地增加跨文化冲突的正面效应。这种能力既是孔子学院跨文化传播影响力的结果体现，又是基础层级与传导层级相互作用过程中，各自及综合效果最佳化的保障。
孔子学院跨文化冲突管理能力是一种跨文化能力，这种跨文化能力是个人在各种社会文化背景下所参与的促进相互合作关系的行为和活动的总体能力[28]，孔子学院对跨文化冲突管理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在跨文化认知、适应和传播中，以跨文化能力为基础不断寻求积极反馈的过程，这是一个循环的、持续的、互动的过程。
孔子学院的跨文化冲突管理能力建立在传播主体与受众的有效沟通基础之上， 这种有效的跨文化沟通不是单纯的文化认同，而是从了解到理解，再从理解到认可的一个动态过程，最终获得受众对孔子学院在认知、情感、行为上的支持，这三个层次依次代表了孔子学院影响力大小由弱至强，从根本上反映了孔子学院跨文化传播影响力大小。
因此，对孔子学院跨文化冲突管理能力的关注，体现了对与受众关系的关注，受众在情感上的支持既是孔子学院跨文化能力的体现，又对受众的行为取向产生决定性影响，并最终通过行为表现出来。受众对孔子学院的情感如何关系到传播新一轮过程的开展，这既处于一轮跨文化传播的末端，又是新一轮跨文化传播的开始。
因此，孔子学院的跨文化冲突管理能力既是跨文化适应ABC理论在情感层面的体现，也是跨文化能力模型中由动机、知识、技能、情境四个层面因素协同产生的内部结果，可视为孔子学院跨文化传播影响力的结果层级维度。这种思路与Deardorff提出的跨文化能力的金字塔模型存在相通之处，即个人通过对态度、知识、技能的获取能够导致内部结果，内部结果进一步促进“有效、合适的沟通与行为” 的外部结果，跨文化能力是以一种有序的方式，从初级向更高级水平不断发展[29]。
综上，孔子学院的跨文化传播影响力，既建立在跨文化认知、适应、传播能力的基础之上，也体现在媒介传播与文化展示的过程中，最终衡量的标准表现为对受众认知、情感、行为的积极影响或改变。
结合孔子学院发展实践的特点和相关理论基础，我们认为孔子学院跨文化传播影响力的评估维度应该由五个部分构成，分别是跨文化认知能力、跨文化适应能力、文化展示能力、媒介传播能力、跨文化冲突管理能力。
这五个维度中，孔子学院的跨文化认知能力和跨文化适应能力是跨文化影响力产生的前提，是衡量孔子学院跨文化传播影响力的基础层级维度，集中体现了孔子学院的基础实力或文化实力。孔子学院的跨文化传播影响力既依赖于媒介的传播能力，也体现为文化展示能力的发挥过程，两者是衡量孔子学院跨文化传播影响力的传导层级维度，体现了孔子学院的传播能力。四个维度相互作用产生的结果则体现为以社会关系的构建与有效管理为目标的跨文化冲突管理能力，这种能力体现的是对与受众关系的关注，受众因孔子学院传播所产生的认知、情感、行为的积极改变既是评估其跨文化传播影响力大小最重要的维度，又是其跨文化传播影响力的根本目的，它是评估孔子学院跨文化传播影响力的结果层级的维度，如图1所示。
在图1中，孔子学院是在跨文化的背景下进行跨文化传播的，因此跨文化情境是孔子学院跨文化传播所处的宏观背景。由上往下，孔子学院跨文化传播影响力评估可从三个层级展开：基础层级、传导层级、结果层级，每个层级对应不同的评估维度。由下往上观之，五个维度的理论基础主要来源于跨文化适应ABC理论与跨文化能力五要素理论，以及对孔子学院现有研究的系统梳理和自身发展实践的总结等。
传统研究对孔子学院影响力的考察主要关注结果，忽视了孔子学院本身及其传播过程在跨文化传播影响力中的地位，也未能将其纳入影响力的考虑范围。上述维度建构突破了以往单一的视角，五个维度从个体与组织的两个视角，遵循“基础层级→传导层级→结果层级”的路径，对孔子学院跨文化传播影响力进行了全面、多层级的建构与考察。因此，孔子学院的跨文化传播影响力是由多因素协同、动态作用的结果。
三、 结语
本文通过对孔子学院跨文化传播影响力评估维度进行探索与建构，首先得出了孔子学院跨文化传播影响力评估维度建构的思路，从基础层级、传导层级、结果层级三个方面奠定了评估基础，然后主要从跨文化能力着手，结合跨文化传播、孔子学院影响力研究、组织管理研究，对现有理论进行解构、重构，最终得出了孔子学院跨文化传播影响力评估的五个维度。
孔子学院跨文化传播要想取得良好效果，必须关注其跨文化传播过程，以跨文化素养和心态来看待各类问题，以接纳和换位的思维来协商对话，以彼此包容并相应妥协的行为来达到彼此融洽，这才是其最终跨文化传播影响力的体现。孔子学院的海外影响力是国家影响力的重要部分，两者相互影响，相得益彰，它关系着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效果和国家软实力，这是服务于当今时代的一项重大命题。未来研究可以上述评估维度为参照，研发孔子学院跨文化传播影响力评估量表并进行实证研究。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