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李军 ，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教育行政与政策学系副教授、 香港教育研究学会会长；田小红，浙江师范大学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

 

一、 引言：大学国际化

 

从2003年起，中国已经成为拥有全球最大高等教育系统的国家，大学的国际化程度与日俱增。2013年来自200个国家的356499名学生在中国接受留学教育，人数仅次于美国和英国^①。中国大学的崛起已被广泛期待为世界文明对话中积极有益的重要力量^②③④。

 

与此同时，中国大学开始真正走出国门，并开展实质性的、全球性的国际化合作。这一全球性实验的标志，便是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国的迅猛创立和发展。第一所孔子学院于2004年11月24日在韩国首尔正式挂牌运作。截至2014年10月底，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以下简称“汉办”）已在全球125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471所孔子学院和730个孔子课堂，向全球派出了上万名教师和志愿者^⑤。在人类文化交流史上以及中国大学国际化的历史上，孔子学院的国际教育合作规模均属空前。与此同时，孔子学院的创立和发展标志了中国高等教育真正走向国际化的历史新阶段——中国大学3.0^⑥。

 

从十年前的创办开始，孔子学院就引起国内和国际的广泛关注。除去技术层面的语言教学和大众文化传播之外，关注的焦点是它在教育、合作以及发展等领域的国际作用。本研究在广泛调研全球6大洲（文中6大洲指亚洲、欧洲、非洲、南美洲、北美洲、大洋洲）15个国家27所孔子学院的个案基础上（见表 1），旨在以实证数据回答下述三个广为关注的问题： 第一，孔子学院有哪些基本的国际化合作模式、 经验和挑战？第二，孔子学院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有何不同？ 第三，孔子学院在中国大学国际化乃至世界文明发展中又究竟有何意义？

 

 

二、 本研究的比较案例法

 

孔子学院分布全球，涉及的政治和文化背景多种多样，是在与不同的社会及其发展形态进行交流与合作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面对如此复杂的情况，研究者无法进行情境预设或者对研究对象实施干预。较为恰当的选择是运用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的范式来进行研究设计，避免先入为主的理论假设^⑦⑧。与此相应，本研究倚重于现场观察、研究者参与和关键人员的访谈等渠道了解相关者的特性及其关系结构、行动和互动过程，以期对孔子学院运行的实际状况和特点进行多元化的理解和具有社会背景性的解释。

 

基于这一研究范式，本研究设计了比较案例法，从亚洲、欧洲、美洲（南.北美洲）、非洲、洋洲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行理论抽样并选取案例，进行实地访问和观察，通过多种渠道完成数据收集，然后再把所有数据进行汇总和交叉分析。

 

自2010年以来，课题组成员分别前往6大洲、15个国家和地区的27所孔子学院开展了全球性的实地调研工作，足迹遍布非洲（东非、北非、西非、南非）、北美洲、南美洲、亚洲（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欧洲和大洋洲，并全程参加了2013年12月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召开的全球孔子学院大会和2014年6月在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大学召开的非洲孔子学院联席会议。

 

访谈的对象包括孔子学院的中外方大学校长、院长、管理人员教师学生以及相关学者6类人员共逾百人次。所有录音数据都转成了文本数据，并结合现场笔录数据进行了编码分析。一级编码包含了几个关键变量和相应的分析子单位，二级编码则采用了Bogdan和Biklen的十个编码类别^⑨。在此基础上，课题组创建了关于孔子学院研究的全球最大型的独立数据库。

 

本研究严格恪守香港中文大学的学术伦理规范，所有案例孔子学院、现场访谈和观察均基于参加者的知情与志愿。访谈的过程综合运用了非正式访谈、访谈导入及标准化的开放式访谈三种策略。此外，本研究收集的文件、各孔子学院官方资料、汉办的官方资料、会议材料、年度报表等被用以进行数据的三角互证，并由部分参加者进行内容核实。

 

三、 初步的发现

 

（一）国际需求的多元性

 

中国政府建立孔子学院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全球范围内日渐高涨的汉语和中国文化学习需要，是一种“需求—供给”模式。那么，外国的大学为什么愿意与中国大学合作设立孔子学院？ 研究发现，外方大学申办和运作孔子学院的动因具有多重性。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种多重性的一个基本特点是中外双方在此过程中是相互获益的。

 

对汉语和中国文化学习的需求是孔子学院创立和发展最主要的动因。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与中国进行甚至扩大经贸往来成为几乎所有国家的共同兴趣与利益。这直接导致了世界各国各地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的现实需要———无论是在澳大利亚、 美国、加拿大、日本、香港、印度、阿根廷和菲律宾，还是瑞士、英国、土耳其、埃及、南非、肯尼亚、坦赞尼亚和喀麦隆等均有同样的需求。同时，这也与中国政府创办孔子学院的初衷与预期十分吻合。

 

开展、巩固和加深与中国的教育合作是孔子学院创立和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动因。许多因孔子学院结对的中外大学在历史上就有过良好的合作关系。但是，通过孔子学院的常规化运作，两校之间的交流更加组织化和常态化，如美国的斯坦福大学和北京大学的教育合作。一些原来与中国没有建立联系的国外大学也通过孔子学院开展了与中国大学的教育合作，如坦桑尼亚的多多马大学与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的教育合作。这些通过孔子学院的教育合作甚至帮助各国的大学新开设、增设或强化了他们的汉语教育系科或专业。与此同时，这些教育领域的合作也使中国的大学变得更为开放和具有全球视野。很明显的是，中外合作双方都能够从中获益并形成双赢的局面。

 

再一个重要的国际动因是其他国家对中国的外交需求。这虽然常常表现在国外大学对中国外交的个别需求，但是实际上因此形成了一种广泛的需求而变成了一个国家对中国的外交需求。如我们观察到很多主办大学希望借助孔子学院这个平台加深与中国的合作与交流，或者是利用孔子学院进一步了解中国。

 

相对而言，孔子学院的汉语教学和中国文化传播功能倒是略显次要。在汉语教学和中国文化传播均非常有实力的日本早稻田大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其孔子学院并非以汉语教学或中国文化传播为唯一的重心。许多孔子学院甚至还肩负向本地学生介绍前往中国留学的任务。尤其是对那些希望拿到中国政府奖学金的非洲学生而言，孔子学院甚至起到一个准大使馆或领事馆的外交作用。

 

孔子学院还成为习近平主席2014年7月访问巴西的重要外交内容。习近平主席和巴西总统迪尔玛·罗塞夫共同见证了巴西塞阿拉联邦大学校长、坎皮纳斯州立大学校长、帕拉联邦大学校长与汉办主任许琳签署设立孔子学院的签字仪式，使巴西的孔子学院从原来的7 所增加至10所。如此种种，都使得孔子学院在汉语教学和中国文化传播方面的作用得到进一步的延伸和扩展。

 

（二）功能与服务模式

 

根据《孔子学院章程》，孔子学院所提供的服务包括“开展汉语教学；培训汉语教师，提供汉语教学资源；开展汉语考试和汉语教师资格认证；提供中国教育、 文化等信息咨询；开展中外语言文化交流活动”^⑨。但每一所孔子学院因其主办大学的自身条件和特点、 当地的文化背景和已有的汉语教学资源不同，其服务方式和运作模式都有所不同。从这一点可以，每所孔子学院及其运作都是独一无二的。总体说来，孔子学院可以大致分为以下 4 类服务模式。

 

第一种模式可以称之为教学主导型，是最主要的功能，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均有体现。澳大利亚的悉尼大学孔子学院、日本京都的立命馆大学孔子学院、美国弗吉尼亚州的乔治梅森大学孔子学院以及加拿大温哥华的 BCIT 大学孔子学院，都是以汉语教学为主导的。再如菲律宾红溪礼士大学孔子学院、肯尼亚内罗毕大学孔子学院、喀麦隆雅温得第二大学孔子学院、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大学孔子学院以及印度韦洛尔科技大学孔子学院等等，也都把汉语和中国文化教学作为首要服务内容。教学主导型的孔子学院在很大程度上渗入主办大学的汉语教学及其课程设置的诸多方面，成为主办大学的有机组成。

 

第二种模式可以称之为是社区服务型，也是较为主要的一个功能，体现在发达国家或者发展中国家汉语教学基础好的地区。鉴于本地媒体对孔子学院的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化，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孔子学院便将自己定位于为社会人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服务。菲律宾马尼拉的雅典耀大学是该国最好的大学之一，汉语教学的历史比较长，其孔子学院的定位也在社区服务上。肯尼亚莫伊大学与上海东华大学最新成立的孔子学院被置于大学的纺织产学区。南非斯坦陵布什大学的孔子学院积极参与本地社区活动，如葡萄酒节、国际美食节、当地的青年节等。孔子学院作为多元文化中的一元融入当地的文化之中，从而促进多方的互相了解。这种社区服务型的孔子学院也大多提供HSK 考 试 、汉语桥比赛 、孔子新汉学计划、留学中国及奖学金项目等服务，是主办大学与中国配对大学之间交流的常规化平台，并成为面向本地服务、推广汉语和中国文化、促进了解中国的社区中心。

 

第三种模式可以称之为学术研究型，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早稻田大学是日本一所著名私立大学，其汉语系有相当长的历史，而且汉语教材和师资都相对完善。其与北京大学合作的孔子学院如果仍致力于推广汉语教学的话，会和原有的汉学教学师资形成不良竞争，不利于发展。有鉴于此，早稻田大学孔子学院便定位于学术研究，尤其是汉学、东方学及全球化等领域。同时还举办各类学术研讨会，甚至联合培养研究生等。同样是在发达国家，瑞士日内瓦大学的所在地是世界各种文化的汇聚之地，保守和开放并存，因而其孔子学院定位于中国和瑞士乃至欧洲文化交流与比较的学术平台，除了常规的中国文化活动之外，还开展联合世界知名大学的学者与中国人民大学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

 

第四种模式可以称之为融入型，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有发展。日本东京樱美林大学和爱知大学的孔子学院除定位于在本地推广汉语和中国文化的传播平台之外，都把汉语教学变成正规的本科生学分课程。也就是说，其孔子学院已经融入大学课程的正式系统，变成学校的正规教学单位。当然，教学质量方面就会有更为严格的常规监测和控制。再如，与西北大学合作的菲律宾布拉卡国立大学孔子学院和与吉林大学配对的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的孔子学院也与此相类似。

 

调查发现，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主办大学没有汉语系，汉语师资、教材、课程体系等都是一片空白，孔子学院在这方面发挥的作用是独一无二、 不可替代的。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汉语系的主办大学，希望借助孔子学院的力量和品牌，扩大汉语教学服务和增强机构在汉语教学方面的市场竞争力。但是，是否申办孔子学院与主办大学管理层对大学的未来发展规划有关。学习汉语需求不一定能够直接转化为大学申办孔子学院的直接行动，主办大学对中国持续崛起的预见、对与中国政府和大学的关系的重视是做出决策的一些重要动因。在这种情况下，主办机构高层管理人员对孔子学院发展的远见、开阔容纳的胸怀和持续的支持对孔子学院的设置和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当然，上述四种模式并非一成不变。在访问中发现，各地孔子学院根据各自的情形不断调整服务方式和重点，上述四种模式也有可能同时存在于同一所孔子学院。如与上海大学合作的土耳其海峡大学孔子学院，既提供汉语及中国文化的学分课程，也积极融入当地的社区文化，并与该校亚洲研究中心联合进行中土学术研究和交流，举办中国－土耳其高端论坛等等。值得一提的是，除上述四种主要的功能与服务模式外，本研究没有发现孔子学院有从事其他方面的、尤其是推行中国政府的意识形态的活动。换言之，没有实证证据支持所谓的“特洛伊木马”现象发生。总体而言，孔子学院在汉语教学、中国文化推广、学术研究及国际合作等方面，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多样性和互惠性，已经逐步融入世界各国独特的社会土壤之中。

 

（三）国际合作中的运行模式

 

在运行和管理方面，《孔子学院章程》规定理事会负责孔子学院的发展规划、年度工作计划和项目实施方案、院长聘任或解聘等的审议，最后由汉办审批。中方院长、中方教师和志愿者也是在此基础上由汉办派出。在日常事务的管理和运行方面，“孔子学院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⑨

 

这是汉办对孔子学院管理的制度安排，也是各个孔子学院之间的共同特点。由于具体层面的管理和运作是由院长负责，中方院长和外方院长之间的合作关系以及对具体事务的管理方式形成了孔子学院的运作模式。研究发现，孔子学院的合作运行模式并非整齐划一，而是多种多样，可以大致划分为汉办主导模式、主办大学主导模式、以及相互协作模式三种。

 

在汉办主导模式中，中方院长对孔子学院的各项事务具有主导性。外方院长一般是由主办大学的学校或者部门领导兼任，对孔子学院的具体事务并非真正介入或者参与不多，但在重大事务方面，能够整合资源，对中方院长的决策和举办的活动给予有力支持和配合。这种情况多出现在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孔子学院，如分别与南京农业大学合作的肯尼亚埃格顿大学孔子学院和与山东师范大学合作的肯雅塔大学孔子学院、以及与西北大学配对的菲律宾国立布拉卡大学孔子学院。后者中方院长负责汉语师范专业课程的设置和教学，以及中国文化活动的设计与实施等，外方院长则是由副校长兼任，难以把时间投入到孔子学院的具体事务上，但是运用其副校长的职位在需要调集本校相关部门的配合和相关人员的参与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持与配合。

 

主办大学主导模式多出现在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知名大学。这些大学一般都声誉卓著，甚至有较好的汉学系，外方院长对孔子学院的项目发展和规划亦有非常清晰的远景意识，在发展规划、项目策划与实施、日常管理等方面能够起到主导作用。这在日内瓦大学、立命馆大学、开罗大学、悉尼大学等的孔子学院体现较为明显。在这些大学中，外方院长或项目主管起了主导性的作用，而中方院长则相应地起到配合、协调及具体教学的作用。

 

在相互协作模式中，中方院长和外方院长在合作分工的基础上，共同商量、决定孔子学院的院务和发展。这是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存在的模式，如菲律宾的红溪礼士大学孔子学院、雅典耀大学孔子学院，以及澳大利亚的纽卡斯尔大学等等。

 

（四）财政模式

 

《孔子学院章程》规定“中方投入一定数额的启动经费。年度项目经费由外方承办单位和中方共同筹措，双方承担比例一般为 1：1 左右”^⑩。这使得孔子学院的财政投入主要是由汉办和主办大学共同分担。主办大学必须满足设置孔子学院所需要的人员、场所、设施和设备等方面的要求。不过，孔子学院在经费投入方面，各个孔子学院之间并不是一刀切的，而是存在差异，由此而产生的财政模式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种类型。

 

第一种是平等分担模式。在这种模式中，汉办投入初期启动经费十万美元，财政预算由汉办批准，其他开支由汉办和主办机构共同承担。这种模式一般是在发达国家或者发展中国家的办学经费充足的孔子学院中，主办大学能够保证与汉办同等的一比一的经费投入甚至更多。

 

第二种是依赖汉办型模式。汉办是孔子学院的唯一投资者，孔子学院的其他经费则来源于学费或者赞助。如菲律宾的国立布拉卡大学是发展中国家的一所国立大学，学生数量多，学费低，政府投入少，办学经费相对紧张，对孔子学院，学校除了提供必备的场地和人员外，其他方面则没有经费投入，但孔子学院由于承担了本科生的学分课程，因此有部分的学费收入。

 

第三种是依赖主办大学型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又有两种情形： 一种情形是主办大学是唯一的注资方，并未接受汉办的经费投入。如日本爱知大学的孔子学院是在原有的开放学院里面挂牌成立的，从成立之初就没有向汉办申请过经费。成立之后其课程、教学安排和师资也是在原有基础上的延续，只是增加了一位中方院长参与到教学中。另一种情形是汉办有经费投入，但主办大学却没有使用汉办投入的资金。如汉办虽然给立命馆大学的孔子学院每年划拨了一定的经费，但却并未被使用。因此，它是一种在财政上自主运作的方式，只不过是由汉办授权使用孔子学院的名号而已。

 

（五）主要挑战

 

十年来，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国的发展虽然极为迅速，但也并非一帆风顺。其中一个挑战来自中西方大学传统理念的差异，以及这种差异对中外方大学合作的可持续性的影响；另一个重要的挑战来自孔子学院的可持续发展。这在孔子学院整体上和个体上都是至关生存的重大问题。

 

这一挑战与中外方大学之间的合作是否通畅，以及中外方院长的工作能力和模式直接相关。在这一点上中外方孔子学院的院长角色至关重要。有些中方的孔子学院院长本身对所赴国家的语言和文化了解和掌握有限，有些外方院长对中文及中国文化的了解和掌握也甚类似，甚至只是挂名而已。这些局限都会极大地影响双方合作的顺畅性和对等性，并最终影响该孔子学院的可持续发展。

 

与此相关的再一个挑战是如何融入当地、因地制宜。如在针对并适合各地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社会条件下选拔和使用教师和教材。另外，汉办对各国中方院长和教师的支持上需要有更多战略性的平衡，尤其是对前往欠发达国家孔子学院工作的中方院长和教师，要考虑如何提供更多的支持和关爱。

 

再次，是孔子学院如何更好地担当起国际社会文明使者的角色。正如李源潮副主席在2014年6月24日召开的非洲孔子学院联席大会上所指出的那样：“孔子学院是中外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平台”^⑪。传播中国文化和学习世界其他文明是孔子学院的双重任务，也是它可以大有作为的空间。如果说每一位外派中方人员都是一张中国名片的话，这些名片自身能体现出什么样的中国文化特点、他们又能学习什么样的异国文化就至关重要。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是派遣前加强对中方孔子学院院长和教师对有关派赴国社会文化背景知识的学习培训，培养他们尊重所在国的文化习惯，并在派遣后鼓励他们积极参与和融入异国他乡的社区生活。正是他们对各国本土文化的渗入式了解和学习，才能真正促进汉语及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以及不同文明之间的深切理解。

 

最后，孔子学院在短期内的迅猛发展对自我科学评估和研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虽然已有来自第一线的实践者对孔子学院的多方位研究，但是在研究方法、领域、理论和视野等诸多方面多数局限于汉语教学或文化传播等技术性层面的泛论，难以为孔子学院的自身发展以及国际性的教育发展机构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供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服务，也不能提供具备国际水准的科学研究成果，几乎无法与国际学术界进行双向交流并对之产生影响。对于孔子学院将来的可持续发展，建立一个高水平的政策研发中心已经是迫在眉睫的优先战略。

 

正如任何新兴事物的发展那样，孔子学院现在所面临的这些挑战都是十分正常的，是发展中的必经阶段。如何看待和如何处理，却需要超乎寻常的智慧、策略和眼界。

 

四、 政策启示与前瞻

 

作为中国大学国际化进程中的全球性试验田，孔子学院在短短十年中无论是从数量还是办学质量来说，都取得了有目共睹的迅猛发展。本研究根据扎根理论和独立的数据库，揭示了孔子学院多元化的发展模式和经验，可以为孔子学院未来的发展规划、国际教育合作、世界文明的发展等方面提供有益的政策反思和启示。

 

（一 ）全球性的刚性需求是孔子学院得以迅速发展的根本动因

 

孔子学院十年的发展经验首先应当归功于汉语和中国文化对于世界其他文明的强大吸引力，这是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全球政治经济新格局的产物。如前文所述，对孔子学院的全球性需求并非由中国政府或汉办所决定。对汉语和中国文化的世界性需求是刚性的，真正的决定性因素在各国或地区的主办大学。

 

 发达国家重视把孔子学院建成为与中国配对大学之间沟通、交换和合作的组织化平台，发展中国家则更倾向于把孔子学院看作是扩大该机构在本地、中国和全球影响的机会，诚如某发展中国家的中方孔子学院院长所说的那样：他们这个学校在 X 国是很没有名的一个学校，他们觉得他们办了全国仅有几所孔院中的一所，他们经常给别人说，现在只有三个孔院，我们就是其中一个。他们觉得这是他们可以自豪的一个东西。

 

不管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大学来说，孔子学院并非是中国强加于或诱惑他们的东西。相反，它是各国大学基于各自院校发展、经过深思熟虑而做出的自主选择，是在主办大学的控制之下借用中国政府的力量促进该地汉语教学和中国文化学习，加强与中国大学之间交往的教育文化机构。

 

（二 ）孔子学院十年的发展得益于各国大学之间的国际合作

 

与英国文化委员会、德国歌德学院、法国法语联盟、西班牙塞万提斯学院以及日本基金等世界其他文化推广机构不同的是，孔子学院基于各国和地区主办大学的自主选择，以及他们与中方配对大学的制度性合作与努力。因为并非主要源自政治或经济的利益，孔子学院的创立和发展是基于世界各国大学自身的院校兴趣或策略，同时还必须依赖于中外双方大学的相互合作才能得以生存和壮大。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孔子学院不仅仅在全球传播汉语和中国文化，它也通过国际合作的方式加速了中国大学的国际化进程，是中国了解世界的一个制度化的宝贵平台。在这一国际合作的关系中，中外合作双方的平等性和互惠性是基本的原则和特征。

 

就本质而言，孔子学院是一种教育领域的、多元化的国际合作，而这种平等合作的模式所衍生的政策启示并非仅限于大学机构本身以及对中国大学的国际化的影响。它具有很广泛的国际推广价值。如对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在教育与发展领域等诸多合作领域，都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三）孔子学院在全球发展的重要特色是中国性、本土化、多样性和全方位

 

孔子学院肩负传播汉语和中华文明的根本宗旨，各国的孔子学院也因此呈现一个非常基本的特征——中国性，体现在孔子学院的里里外外、方方面面。如孔子学院是各国大学校园中最能体现中国特色的一个场所，甚至从外观上就能一眼识别出来。在调研中体会到，在孔子学院进行交流的时候也常常不需要使用汉语以外的语言，即便是和外方院长或者学员进行谈话。这本身已经体现了孔子学院的成功之处。

 

与中国性同样重要的一个基本特色则是本土化。在全球性的调研中观察到，各大洲、各国、各校的孔子学院大都已经完成本土化的过程，在办学模式、合作平台、招收学员、课程设置、汉语教材、乃至场所和工作的重心等方面，都结合了各地各校的本地情形开展，并因此赢得当地学员的认同、信任和欢迎。就办学特色而言，各地的孔子学院服务于当地也是多样式的。如在汉语教学方面，课程的程度与教学方式不仅包括正式的学位课程，也有服务于社区的非正规、不正式的学习或文化项目，以及为工商企业专门性语言和文化培训的短训班，以更多形式满足了世界各地学员不同的学习和交流需要。

 

除了汉语教学和中国文化传播两大主要功能之外，孔子学院的功能还是全方位的。如在东南亚、非洲的多数发展中国家，孔子学院有时具有准大使馆的作用，在鼓励各国有志学习汉语或中国文化的人士（尤其是青年）来华留学，或者为从事各种与中国相关业务的人事提供信息和搭建交流平台。同时，有的孔子学院在促进当地科技园区或工商企业园区建设、社区文化建设等等场合，也积极发挥特长。此外，孔子学院还为中国的大学了解国外大学体制、进行更多人员往来和合作、乃至体察他国社会风土人情等等，提供一个常规性的学习窗口和交流渠道。

 

五、 结论

 

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国际教育合作和中国大学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国际化项目，孔子学院从创建到今天已经经历了一个完整的十年。这个十年充满了探索与挑战，在经历了一个年代的成长后，这个转变仍将是一条国际合作的探索之路，无疑会给教育与发展这一人类重大主题、尤其是大学之间的国际合作积累宝贵的开创性经验。

 

本研究无意于评价孔子学院的十年经验成功与否，在全球所选取的27个研究案例因种种限制，在抽样上未必具有普遍代表性，也未能更多地访谈汉办及各合作大学的相关官员。

 

但仅就本研究的发现而言，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的发展各展个性，从来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经验或挑战。虽然它们具有相当的共通性，但是在创办的动因、功能、服务模式、运作模式的合作中，乃至财政模式和主要挑战等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不同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下得以放大化和显著化。正是这种差异化的多元发展才丰富、立体地体现了在教育与发展主题下国际合作所必须的经验多样性，为在各国复杂背景下的国际合作和教育发展，甚至对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发展机构，都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孔子学院的十年发展不仅仅局限于在全球推广汉语教学与中国文化，并通过国际合作的方式加速中国大学的国际化进程，还在于孔子学院是一个积极推动教育与人类多元发展、双向合作的中国模式。这一中国模式摒弃了冲突与对立的西方传统政治思维，积极有效地回应了全球化时代对不同文明之间交流、对话、共生和发展的挑战，真正体现了和平、合作和平等的新境界。

 

在 2014年6月24日召开的非洲孔子学院联席大会上，中国的国家领导人希望孔子学院的文化桥梁作用应该是双向多元的——“既传播中华文化，又弘扬非洲文化，交流互鉴、共同发展”。可见，孔子学院的发展站在了一个与世界其他文化推广机构完全迥异的出发点。可以肯定的是，孔子学院是促进世界文明间交流和对话的和平使者。她为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大学间的合作与发展提供了广泛、常态和组织化的机会和空间，是中国大学3.0真正走向国际化的标志^⑥，并为人类文明的多元发展做出积极有益的贡献。通过教育领域的空前国际合作与发展，孔子学院让世界对中国不再陌生，也让中国对世界更加熟悉，并让地球村的明天可以拥有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参考文献：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13 年度我国留学人员情况［EB/OL］. (2014-02-21)[2015-03-05]http://www.moe.edu.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s5987/201402/164235.html.

②　李 军,许美德.构建大学的中国模式 3.0［N/OL］.社会科学报,2013(1358):05 ［2015-03-04］http://www.shekebao.com. cn/shekebao/2012skb/xs/userobject1ai5707.html.

③　 Li J. World-class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 emerging Chinese model of the university［J］. Prospects: Quarterly Review of Comparative Education, 2012, 42(03).

④　Li J & Hayhoe R. Confucianism and higher education［M］// In J A Banks(Ed.), SAGE Encyclopedia of Diversity in Education(Vol. 1,). Thousand Oaks, CA: Sage. 2012: 443- 446.

⑤　汉办.关于孔子学院/课堂［EB/OL］.［2015-03-04］http:// www.hanban.edu.cn/confuciousinstitutes/node_10961.htm.

⑥　Li J. Chinese University 3.0 in a global age: History, modernity and future. In P C I Chou & J Spangler (Eds.), Chinese education models in a global age: Transforming practice into theory. Singapore: Springer.2015, forthcoming.

⑦　Glaser B, Strauss A. The discovery of grounded theory［M］. Chicago: Aldine, 1967: 21.

⑧　Corbin J, Strauss A. Basic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Techniques and procedures for developing grounded theory (3rd ed.)［M］. Thousand Oaks, CA: Sage. 2008: 159, 229, 247.

⑨　Bogdan R C & Biklen S K. Qualitative research for education: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methods(3rd ed.) ［M］. Boston, MA: Allyn & Bacon, 1998: 172-177.

⑩　汉办.孔子学院章程［EB/OL］.［2015-03-04］http://www. hanban.org/confuciousinstitutes/node_7537.htm.

⑪　李源潮.携手推动中非文化交流互鉴——在非洲孔子学 院联席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EB/OL］.(2014-06-24) ［2014-09-28］. http://www.chinese.cn/hanban/article/2014- 07/11/content_54447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