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周升起，青岛大学山东省世界经济研究基地、经济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文化贸易；兰珍先，青岛大学图书馆馆员，研究方向为文化贸易，图书情报理论。
“文化国际影响力”第一次被正式提出是在党的十七大，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此后，关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探讨开始兴起[1-9]。
党的十八大报告进一步把“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开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新局面”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战略任务，推动了我国文化国际影响力研究的逐步深入。
学者们分别从提升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的必要性和可行性[10-14]、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的现状及影响因素[15-19]、增强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的途径与策略[20-29]等几个方面进行了更加广泛的分析和探究，提出了有重要理论和应用价值的观点和思路。
但现有文献基本以定性描述和分析为主，少量对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进行定量研究的文献，或者所采用统计数据较早[3]，难以反映我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实施后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的演变情况；或者是针对海外馆藏中国图书国际影响力的评价[30]；或者是通过国别问卷调查评估中国文化在部分被调查国家的影响力大小①，不能从广度上反映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的变化特征及趋势。
党的十九大报告把“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作为“新的文化使命”，强调“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为此，本文利用可得的中国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数据，从更广的范围对近年来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演变特征及趋势进行定量分析和考察，以期为今后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政策调整和更好地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提供更具决策参考价值的客观依据。
一 考察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文化国际影响力是一个国家对世界文化市场和各国文化生活的客观影响的总和[3]。对世界文化市场的影响，可以从一国（地区）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出口量直接反映出来。
对世界各国文化生活的影响，体现在一国（地区）文化产品和服务，对他国（地区）的吸引力和感召力[12]，而这也可以从其他国家（地区）对一国（地区）文化产品和服务的进口量，即该国（地区）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出口量上间接反映出来。
因此，以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量多少及其变化，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尽管不能全部）衡量一国（地区）文化国际影响力的大小及其变化。也就是说，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国（地区）对中国文化的接受与喜欢程度高低，而他国（地区）对中国文化的接受与喜欢程度高低，则会反映在他国（地区）对中国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进口需求变化上。
从现有统计数据的可得性和连续性考虑，本文考察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变化，将基于出版物出口、电视节目出口（属于文化产品出口）、艺术表演团体国外演出、版权输出、来华旅游、来华留学和孔子学院（包括孔子课堂）设立（属于文化服务出口）等量化指标来进行。
之所以选择上述几类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出口（输出）量，而不是选择出口（输出）额来评价我国文化国际影响力变化，是因为考虑到受价格波动影响，出口额变化往往与出口量变化不一致。而出口量对一国（地区）文化产品和服务所覆盖的国际市场范围大小和消费者数量多少，进而对该国（地区）文化国际影响力大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相比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额，出口量变化能更为真实地反映一国（地区）文化国际影响力的变化。
我国出版物出口量、电视节目出口量、版权输出量和艺术表演团体国外演出场次等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10-2017）；来华旅游统计数据来自国家旅游局发布《国家旅游统计公报》（2009-2016）；来华留学统计数据来自国家教育部发布《全国来华留学生情况统计》（2009-2016）；而孔子学院（包括孔子课堂）设立数据，则来自国家汉办所发布《孔子学院年度报告》（2009-2016）。
二 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考察
（一）基于出版物出口的文化国际影响力
由于计量单位不同，在统计时我国将出版物划分为“图书、期刊、报纸”和“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两大类。
从表1所列2009年以来出版物出口量数据变化可以看出，2009-2012年我国“图书、期刊、报纸”出口量持续扩大，2012年达到2061.8万册（份），是2009年的2.3倍。但2013-2015年该类出版物出口量出现连续下降，分别比2012年出口量减少68.9万、372.4万和509.2万册（份）。2016年该类出版物出口量才出现回升，达到1765.5万册（份）。
在该类出版物出口中，图书出口一直占80%以上处于第一位，期刊出口量占第二位，而报纸出口量所占比重较小。图书以2013年为界，期刊和报纸以2012年为界，其出口量均呈现“先扩大、后缩减、再回升”的变化特点。2016年该类出版物的出口量虽然出现回升，但无论图书、期刊还是报纸的出口量，仍分别低于出口量最大的年份2012年。
这反映出，以“图书、期刊、报纸”出口衡量的我国文化国际影响力，2009年以来虽然有了明显扩大，但发展进程不稳定，出现一定程度的波动，2013-2015年呈现出影响力下降趋势，2016年虽“止跌回升”，但仍未恢复到2012年的水平。
就“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类别而言，音像制品占该类出版物出口的90%以上，电子出版物出口量所占比例很小。2009年以来，该类出版物出口量虽然出现“过山车”般的大幅度上升、下跌变化，但所呈现的变化特点与“图书、期刊、报纸”的变化基本一致，即2009-2012年，出口量波动中扩大，2012年达到26.15万盒（张），为2009年的2.6倍，但2013-2015年出口量出现显著下降，仅分别为2012年出口量的13%、7.9%和3.6%。同“图书、期刊、报纸”类别一样，2016年该类出版物的出口量出现一定幅度回升，但仍然大大低于2012年的出口量。
这反映出，以“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来衡量的我国文化国际影响力，与以“图书、期刊、报纸”反映的我国文化国际影响力，表现出同样的变化特点。
综合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基于出版物出口量考察的我国文化国际影响力，2009年以来总体呈现提升趋势，但由于2013-2015年期间各类出版物出口量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导致这期间以出版物衡量的我国文化国际影响力出现下降趋势，2016年虽然出现回升，但仍未恢复到最高年份的水平。
（二）基于电视节目出口的文化国际影响力
与其他类别的文化产品和服务相比，电视节目具有感染力、吸引力强和消费者受众广等特点，因此，在提高一国（地区）文化国际影响力上，具有较为显著的优势。
图1为2009年以来我国电视节目出口量变化情况。从图中数据可以看出，2009-2016年，我国电视节目出口量总体呈现规模逐渐扩大趋势，由2009年的10538小时扩大到2016年的29619小时，出口量扩大1.8倍，尤其是2009-2012年间出口量持续扩大。但是，2013年电视节目出口量出现大幅下滑，与2012年相比下降43.4%，2014-2016年虽又逐步回升，但与2012年的37573小时的出口量相比仍有明显差距。
这反映出，2009年以来，以电视节目出口量衡量的我国文化国际影响力总体表现出提升的趋势，但2013年的国际影响力出现大幅下滑，之后虽呈现逐步回升态势，但仍未达到2012年的最高水平。
从我国电视节目出口的地域分布来看，除我国的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外，美国、韩国、日本和东盟是我国电视节目主要的出口市场，占我国电视节目出口的比重最高接近60%，最低也超过了30%。而对世界其他地区电视节目出口所占比重，虽然波动中有所提高，但截止到2016年底也尚未达到50%（见表2）。
这说明，我国电视节目出口的市场集中度高，以电视节目出口所衡量的文化国际影响力市场范围较窄，主要集中于对外来文化产品与服务购买力较强的美国，以及与我国文化传统相近的东亚和东南亚地区。
（三）基于国外文艺演出的文化国际影响力
文艺表演团体的国外现场表演，除具有同电视节目一样的感染力、吸引力强和受众广的特点外，还可以通过与现场观众的互动交流，增强国外消费者对中华文化内涵的了解。因此，在提升文化国际影响力上，具有其他文化产品和服务不具备的特点。
从图2我国文艺表演团体国外表演场次统计数据看，其表现出与电视节目出口基本一致的变化特点，即2009-2012年，我国文艺表演团体国外表演场次不断增加，2012年是2009年的近1.4倍（尽管其间有小幅升降波动）。但2013年国外表演场次出现巨幅下滑，仅有23000场次，与2012年相比下降78%，2014年小幅回升到28300场次后，2015年又大幅下降到15100场次，2016年虽有增加但幅度不大（仅增加600场次）。
不过，与我国电视节目出口量变化不同的是，2013-2016年我国文艺表演团体国外表演场次，不仅大大低于2012年，而且也远远少于2009年。
这反映出，以文艺表演团体国外表演场次衡量的我国文化国际影响力，2009-2012年呈现逐渐提高的态势，但自2013年起却出现大幅下滑，不仅大大低于2012年，而且也远远低于2009年的国际影响力。
（四）基于版权输出的文化国际影响力
根据国家统计局分类，我国将版权划分为图书、录音制品、录像制品、电子出版物、软件、电影、电视节目和其他等八类。
从表3数据变化可以看出，同出版物出口一样，图书版权输出在我国全部版权输出中占绝大部分份额。但同出版物出口量变化不同的是，2009-2016年我国版权输出量总体表现出持续扩大趋势（2014年虽有小幅缩减）。
其中，图书、电子出版物、电影和其他类版权，2016年的输出量均达到历史最大规模。录音制品、录像制品和电视节目版权，2016年的出口量虽仍低于2013年的规模，但与2009年相比有了显著扩大。
这反映出，以版权输出量考察的我国文化国际影响力，自2009年以来呈现出不断提高态势，其中，图书和电子出版物版权输出发挥了主要作用。
从版权输出地域市场分布变化分析，2009年以来，我国港、澳、台地区在我国版权输出市场中所占比重波动中有所提高，由2009年的21.7%上升到2016年的26.9%。
除我国港、澳、台地区之外，我国对美国、英国、韩国等九个国家的版权输出所占比重，则表现出波动下降趋势，由2009年的53.9%下降到2016年的38.9%。这也导致了我国对其他地区版权输出的比重有所提高，由2009年的24.4%上升到2016年的34.2%（见表4）。
这说明，2009年以来我国版权输出的市场覆盖范围有所扩大，反映出以版权输出衡量的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范围有所拓展。
不过，我国版权输出对发达国家以及周边市场的依赖性仍然较高，2016年我国对上述九个国家和我国港、澳、台地区的版权输出，合计所占比重仍高达65.8%。我国对世界其他地区的版权输出量所占比重虽然有所提高，但与这些地区的数量相比，这一比重仍显得较低。以版权输出衡量的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的市场广度仍有待继续扩展。
（五）基于来华旅游的文化国际影响力
游客来华旅游，不仅是通过观光休闲获得身心放松和精神愉悦的一种方式，更是通过实地观察、现场感受和亲身体验中国的自然风光、风土人情和文化遗产，了解、学习和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途径。
图3的统计数据显示，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影响，2009年来华旅游人数出现9.8%的下降。2010年虽然实现19.1%的大幅反弹，但之后来华旅游人数增速显著放缓，2013和2015年又出现负增长。2016年来华旅游人数虽然实现了8.3%的增长，达到2815.3万人，但也仅仅比2012年增加了不到100万人。
就来华旅游人数的地域分布来看，市场集中度高且变化不大。韩国、日本、美国和俄罗斯等国家来华旅游人数列前十位，2009年以来，占全部来华旅游人数的比重始终保持在60%以上。2015年所占比重一度下降到61.2%，但2016年又回升到63.3%（见表5）。
由上述数据变化可见，以来华旅游人数衡量的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2009年以来有所提高，但幅度不大且出现一定的波动。同电视节目出口和版权输出一样，以来华旅游人数衡量的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同样集中于旅游消费购买力较高的发达国家以及文化传统相近的亚洲周边国家（地区），文化影响力的广度还不够。
（六）基于来华留学的文化国际影响力
来华留学生特别是学历留学生，由于在中国居住、生活和学习的时间较长，与本地人的互动交流机会较多，因此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和理解也会更深入、更全面，其回国之后通过各种途径和渠道，对中国文化的传播和推广，也就会更加客观、更加可信、更具影响力。
表6的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以来，来华留学生的规模呈持续扩大趋势，2016年的来华留学生人数比2009年扩大85.9%。来华留学生的来源地也不断增加，由2009年的190个增加到2016年的205个。与此同时，来华留学生中的学历留学生、学历留学生中的博士和硕士留学生所占比重均不断提高。
从来华留学生的地域分布来看，列前十位的留学生来源国，除美国外的其余九个国家均为中国的周边邻国。前十位国家的来华留学生人数占全部来华留学生人数的比重呈连续下降态势，由2009年的67.7%逐步降低到2016年的51%，不过所占比重仍超过50%（见表7）。
由以上数据反映出，以来华留学生人数和来源国考察的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2009年以来呈现出稳定的持续提升趋势，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的市场广度也有了明显扩大。
不过，从前十位留学生来源国所占比重仍超过50%，且主要分布在美国以及中国的周边邻国来看，通过吸引更多其他国家的留学生来华学习，以此加快拓展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的广度，仍有很大潜力和空间。
（七）基于国外开办孔子学院的文化国际影响力
为满足其他国家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的需求，借鉴发达国家语言、文化学习推广经验，我国自2004年起开始在国外设立非营利性教育机构“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不仅成为教授汉语的主要机构和场所，而且日益成为传播中国文化、增强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的重要平台[31]。
根据国家汉办《孔子学院年度发展报告》所发布统计数据，我国海外开办孔子学院、孔子课堂、所分布国家、开办教学班次、注册学员人数以及举办文化活动场次、参加活动人数等方面，自开办孔子学院以来一直保持稳定、持续增长趋势。
截至2016年底，在海外开设孔子学院、孔子课堂分别达到512所和1073个，分布在世界140个国家和地区，举办教学班次超过7.6万个，注册学员达到155.0万人，网络注册学员则由2012年的不足60万人迅速扩大到2016年的887万人。海外孔子学院举办各种形式的文化活动超过4.1万场，参加活动人数也超过1300万人次（见表8）。
不过，虽然孔子学院、孔子课堂已经分布到世界五大洲的140个国家和地区，但是，其分布的地域集中度仍然较高。截至2016年底，在美国、加拿大、英国等前十个国家开设孔子学院256所，占全部孔子学院开办数的50%；开办孔子课堂855个，占全部孔子课堂开办数的79.7 %。
在上述十国开办的孔子学院、孔子课堂合计为1101所（个），占全部已开办孔子学院、孔子课堂数量的69.5%（见下页表9）。
由此可见，以孔子学院、孔子课堂设立数量来考察的我国文化国际影响力，也表现出稳定、持续提升的趋势。但是，以其衡量的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的市场广度仍然较窄，主要集中于文化产品和服务消费能力强、文化较为多元的高收入地区。
三 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
通过上文对我国2009年以来出版物出口、电视节目出口、文艺团体国外演出、版权输出、来华旅游、来华留学和孔子学院、孔子课堂设立等量化指标考察，所反映出的我国不同类别文化产品和服务国际影响力的变化，可以得出以下初步结论：
1. 以出版物和电视节目出口量所衡量的我国文化国际影响力，表现出较为一致的变化特点，即2009年以来，这两个指标所反映的我国文化国际影响力，总体呈现提高趋势。不过，2013年均表现出不同程度的下滑，之后虽有回升，但仍未恢复到2012年最高水平。
2. 以国外文艺演出场次衡量的我国文化国际影响力，2009-2012年在波动中提升，2013年出现大幅下滑，2014年虽有回调，但至2016年仍未出现明显改观。因此，以该项指标衡量的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2009年以来总体出现明显下降。
3.以版权输出、来华旅游、来华留学和孔子学院、孔子课堂设立指标所衡量的我国文化国际影响力，表现出基本一致的变化特征，即2009年以来，上述四项指标所反映的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总体呈现持续扩大发展趋势（尽管以版权输出、来华旅游指标衡量，其间也有一定的波动）。不过，从上述指标的地域分布来看，中国文化国际影响的地域范围仍然较窄，主要集中于文化消费能力强、文化较为多元的高收入地区，以及与中国文化传统相近的周边地区。
4.综合以上分析结果，本文认为：尽管以不同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指标所衡量的文化国际影响力，表现出一定的“差异化”演变特征，但2009年以来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整体表现出不断提高和扩大的态势，不过，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地域范围较为集中的局面，仍未发生根本性改变。
（二）对研究结论的讨论
1. 根据以上初步考察结论，本文认为本世纪以来，我国所制定实施的促进文化产业振兴、加快文化“走出去”、提高文化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各项政策措施，在提高我国文化国际影响力或文化“软实力”方面，显示出了较好的政策效果。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政策的效力在某些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上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弱化”现象。从2013年以来的数据来看，这主要体现在各类出版物出口、电视节目出口、国外文艺演出以及录音、录像制品和电视节目版权输出上。找到这些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出现波动或下滑背后的原因，并通过有针对性的政策调整，遏制这些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下滑对我国文化国际影响力提升的负面影响，是今后值得关注的研究重点。
另外，从我国文化国际影响力地域范围，主要集中于文化消费能力强、文化较为多元的高收入地区，以及与中国文化传统相近的周边地区的现状来看，如何通过文化产品和服务内容、形式、传播方式和经营模式创新，来增强中国文化吸引力、缩短“文化距离”和降低文化消费成本，进而迅速拓展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的市场广度，也是急需重点研究的课题。
2.作为非营利性机构的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自开办以来，一直是在我国政府政策的全力支持下，由国内各高等院校或教育机构选派教师和志愿者、捐赠教材和图书以及免费培训所在国本土师资力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②。
从来华留学生统计数据来看，享受我国政府奖学金资助的来华留学生比例持续提高（见表8），这也直接促进了来华留学生（尤其是学历留学生）规模的持续扩大。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我国政府和有关高校，对海外孔子学院、孔子课堂设立以及吸引留学生来华留学上，不断持续加大资金、师资和图书资料投入，对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持续稳定提高发挥了重要作用。
而在出版物出口、电视节目出口、文艺团体国外演出、版权输出和来华旅游等“市场机制”发挥关键作用的文化产品和服务领域，其所反映的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则表现出不同程度的上下波动变化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文化产品和服务企业应对国际市场需求变化的能力和经验还有待提高，充分利用现代互联网信息技术、数字与人工智能技术，增强中国文化产品和服务在国际市场竞争的能力更是亟待提高。在市场竞争机制起决定作用的国际市场上，我国文化企业和文化产业国际竞争力能否稳步提升，将决定着未来我国文化国际影响力水平能否获得稳步、持续提升和拓展。
3.囿于统计数据的可得性和连续性，本文未能把其他能反映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变化的指标，如中国电影出口及观众人数、国外文艺表演观众人数、艺术品赴国外展览及参观人数、外国人来华工作人数以及我国政府在国外设立中国文化中心、国内企业在国外投资兴办中文教育机构等，纳入考察分析范围。这不可避免地会造成研究结论与我国文化国际影响力实际状况存在一定偏差。但本文研究结果，对所涉及文化产品和服务项目而言，仍具有一定的政府政策决策参考价值和企业经营策略调整指导意义。
附注：
① 关世杰.新时期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评估报告：第2期[R].2014年10月。
② 按照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年度报告》发布数据，截止到2016年底，我国累计向海外孔子学院、孔子课堂派出教 师和志愿者超过9.84万人次；累计捐赠图书和教材达到1315万册；免费培训国外本土汉语教师26.5万人次。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