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北京语言大学对外汉语研究中心教授，《语言战略研究》编委。研究方向为第二语言习得和国家语言战略。

 

自西汉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了连接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古丝绸之路的开通，不仅为欧亚大陆带来贸易的繁荣，而且为沿线各民族的宗教和文化传播带来繁荣。不同民族的语言、文化和宗教在相互传播和交流的过程中不断融合，并落地生根。

今天，在国家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回顾历史，探寻古丝绸之路汉语传播的历史轨迹，不仅可以为当今“一带一路”汉语国际传播提供历史借鉴，而且对新时期制定汉语传播战略规划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古丝绸之路汉语传播的方式与动因 

古丝绸之路打通之后，西域各国与中国的贸易、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宗教传播日益繁盛，由此带来的语言传播成为丝绸之路上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古丝绸之路的商人来自西域以及欧洲不同民族和国家，当时中国朝廷拥有常备的翻译队伍。后汉时期，“军队农业移民队屯垦在有肥沃土地的地区，随之，沿主要道路设立了驿站。信使和翻译穿梭般不停地旅行，异族商人和货郎每天都要到边界地区来”（余英时1967。转引自丹尼斯·西诺尔 1997）。这就是说，古丝绸之路的汉语传播，主要是由往来于驿站之间的商人和庞大的翻译队伍推动的。因此，这一时期的汉语传播可称作“驿站式”汉语传播。然而，这种传播方式并没有使汉语成为丝绸之路贸易广泛使用的语言，汉语也没有在古丝绸之路沿线国家落地生根，传播开去。

东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汉语主要是通过佛教进行传播的。一些来自印度的僧侣把佛经翻译成汉语，而西域一些民族又把汉译本的佛经翻译成其他语言。据文献记载，“几乎所有尚存的粟特文佛教典籍均译自汉语，甚至到了这样的程度：连那些典籍中出现的来自印度的词，居然在外形上也能看出汉语的影响”（丹尼斯·西诺尔 1997）。此外，来自西域和印度的僧人为了传播佛教，开始系统地学习汉语。在敦煌、凉州等地形成了西域僧人汉语培训班。这些设在寺庙中的培训班除了教授汉语之外，重点传授中国文化和宗教（张西平 2009：23）。这一时期来华僧人是汉语传播的主要对象，而僧人学习汉语的目的是传播宗教而非传播汉语，因此，可称作“宗教伴随式”汉语传播。汉语传播依附于宗教传播，宗教传播客观上促进了汉语本身的传播。

隋唐时期，随着丝绸之路中西物质与文化交流日益繁盛，汉语传播达到高潮。当时有许多西域人和印度人来华定居。这些西域移民的后代接受汉语教育，同时具有母语交际的优势，因而成为西域来华僧侣学习汉语的理想教师。这些双语人才为当时的汉语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此外，隋唐时期国力强盛，文化昌明，吸引了大批留学生来华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汉字传入朝鲜、日本和越南，在东亚地区形成了“汉字文化圈”（董海樱 2011：21）。 因此，我们把这一时期的汉语传播称作“文化吸引式”汉语传播。正如西方学者所描述的那样，对于“中国的信徒们”而言，“中国就是先进文明的源泉”。“中国近邻对于中国文化的热情崇拜和追随，可谓是汉语的一次间接性的传播。”（尼古拉斯·奥斯特勒 2011：148—149）这一时期，汉语传播的动因除了文化的软实力，还应包括隋唐王朝经济繁荣的硬实力。

宋、元时期，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促进了海上贸易的兴起，丝绸之路的重要性渐渐褪去。海上贸易成为拉动汉语传播的关键因素。早在公元5至8世纪，汉语经苏门答腊通往印度，继续向南进发。直到15世纪，通过海路移居东南亚的华人达1200余万，在当地说着各自的方言或普通话。^①这一时期，由于宋、元王朝对中国商人在海外拓展贸易给予积极扶持和支持，汉语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漂洋过海在异域永久地扎下了根。因此，这一时期的汉语传播可称作“贸易拉动式”汉语传播。

但是，汉语在海外落地生根主要是由海上贸易伴随的华商移民成的。华人移居海外，也将汉语带到了东南亚，并逐渐建立起了汉语社区。海上贸易为汉语传播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而海外移民形成的“语言共同体”才是汉语在东南亚延续至今的根本动因。

 

二、汉语传播之历史借鉴与现实机遇

古丝绸之路的汉语传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采取了不同的传播方式，而这些推动汉语传播兴衰更替的内在动因，对当今“一带一路”的汉语国际传播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作用和现实意义。

（一）古丝绸之路汉语传播的历史借鉴

纵观古丝绸之路不同历史时期汉语传播的方式，无论是“驿站式”“宗教伴随式”，还是“文化吸引式”，抑或“贸易拉动式”，揭示了一条基本规律，即语言往往不是通过语言本身来传播的。语言的传播往往以宗教、文化、贸易等因素为依托，并通过这些因素的拉动而广泛传播。不同的传播方式反映了不同的拉动因素。这些推动汉语传播的因素都是历史赋予的机遇，不同机遇带来不同的传播结果。

从古丝绸之路汉语传播的路径来看，汉语传播由西向东，大都局限于东亚，是一种区域性传播。这种区域性传播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汉语传播的规模。而随着航海时代的到来，海上丝绸之路为汉语传播带来了便利，汉语才真正漂洋过海。海上丝绸之路带来民族的迁徙，民族迁徙为异域“语言共同体”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从而使汉语在海外落地生根。

古人云，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明得失。古丝绸之路汉语传播这些历史经验如果归结为一句话，那就是：语言传播必须抓住时代机遇，搭上时代的“顺风车”。因此，当今汉语国际传播应以“一带一路”为依托，应该搭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与产业经济合作全球化拓展的“顺风车”，从而加快汉语向世界传播的步伐。

（二）汉语国际传播的现实机遇与传播路径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不仅为中国和世界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新动力，也为汉语国际传播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现实机遇。这一机遇就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经济合作全球化拓展使汉语国际传播有所依托，不仅赋予汉语国际传播以新动力，同时也赋予汉语国际传播以新内涵。具体而言，在“一带一路”产业经济合作全球化拓展的背景下，汉语国际传播不再是空喊弘扬中华文化的口号，而是具有实实在在的内容，那就是，汉语国际传播要服务“一带一路”，服务产业经济合作，服务企业走出去、走进去、走上去，服务企业国际化，服务企业生产力发展。汉语国际教育作为汉语国际传播的具体体现，通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复合型以及高端汉语人才的培养，来提升企业语言能力和竞争力，促进产业和经贸合作，与此同时推动汉语在“一带一路”的传播。

“一带一路”产业与经贸合作全球化拓展，不仅为汉语国际传播带来新机遇，而且提供了传播的新路径，即“丝绸之路经济带”西进路径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南下路径。古丝绸之路虽然联通欧亚大陆，但当时汉语传播的路径是由西向东，而且“驿站式”汉语传播不可能使汉语成为商道上广泛使用的贸易语言，也不可能在沿线国家落地生根。新世纪，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要实现“五通”，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这“五通”为“丝绸之路经济带”西进提出了“语言通”的需求。“一带一路”基础设施的建设为汉语传播突破区域局限、一路向西铺平了道路。

从地缘政治学的角度看，我国在历史上一直是以陆权为主的国家，陆权的发展保证了古丝绸之路曾经的繁荣。而海权的经营和发展一直是我国的短板。“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提出，是发展我国海权、维护国家海上安全的重大举措。与此同时，“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为汉语国际传播南下开辟了新路径。古丝绸之路衰微之后，宋、元两朝做出明智的选择，鼓励海外贸易，客观上推动了汉语在海外的传播。而明朝，除郑和下西洋之外，采取限制海外贸易的政策，汉语传播失去了进一步南下的机遇。在新世纪，汉语国际传播应汲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借海上贸易的“顺风船”助力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发展，助力国家海权发展与海上能源通道安全。

 

三、“一带一路”产业合作格局与汉语国际传播战略规划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不仅给汉语国际传播带来了发展机遇和传播路径，同时也给汉语国际传播带来了挑战。就孔子学院而言，作为汉语在海外传播的主力军，如何与“一带一路”产业经济合作全球化拓展相结合，调整孔子学院战略布局，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倡议，与此同时，依托“一带一路”进行汉语传播，让汉语走进世界，走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语言生活？

（一）“一带一路”产业合作格局与孔子学院分布现状

自2015年3月我国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报告后，得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积极响应。目前已有64个国家参与这一合作平台。2015年8月中国国际贸易研究中心发布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合作报告》。该报告根据中国海关总署提供的贸易大数据，详细地展示了目前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合作的总体格局。报告指出，2014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64个国家的出口总额为6370亿美元，出口国家主要集中在东南亚、东北亚的俄罗斯以及南亚的印度等地区和国家，其中出口总额超过百亿美元的国家17个；我国贸易进口总额为4834亿美元，进口国家主要集中在中东、东北亚的俄罗斯和东南亚地区，其中进口总额超过百亿美元的国家15个。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数据展示的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和产业合作的总格局，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汉语传播的潜在需求。那么，孔子学院是否能够满足这些潜在需求呢？为此，我们对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的分布格局进行了统计分析。根据孔子学院总部发布的《孔子学院年度发展报告（2014）》，截止到2014年底，孔子学院总部在全球126个国家共建孔子学院475所、孔子课堂851个。根据这些数据，我们列出了孔子学院数量排名前20位的国家。^②

从下表可以看出，孔子学院数量排名前20位的国家中，仅有7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孔子学院数量排名靠前的都集中在经济发达或较发达国家。其中非“一带一路”国家拥有孔子学院261所，占孔子学院资源总量（475所）的55%，而7个“一带一路”国家拥有55所孔子学院，占孔子学院资源总量的11.6%。此外，在这20个国家中，与我国进出口总额超过百亿美元的国家有6个，拥有孔子学院50所，占孔子学院资源总量的10.5%。

通过孔子学院资源分布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合作格局的比较和分析，我们发现，孔子学院的战略布局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业合作格局不相匹配。就孔子学院数量的分布而言，50%以上的孔子学院资源集中在发达和较发达国家，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都属于发展中国家，拥有孔子学院的数量仅占孔子学院资源总量的25%。这种格局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合作与发展对汉语传播资源的潜在需求存在较大的差距。

 

就“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合作格局而言，孔子学院的战略布局对我国进出口贸易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一带一路”国家关注不够。在我国贸易出口总额超百亿美元的17个“一带一路”国家中，孔子学院的分布极不平衡。拥有孔子学院数量排名前20位的国家中，出口贸易超百亿美元的国家仅有6个。而出口贸易超百亿美元的排名前5位的国家，如越南、印度、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却榜上无名。此外，我国重要能源进口国，如沙特阿拉伯、伊朗、阿联酋等，仅有一所孔子学院，有的能源进口国甚至没有孔子学院。

上述分析表明，我国孔子学院的分布缺少战略规划，离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相距甚远。孔子学院是国家重要的语言战略资源，因此，孔子学院的分布与战略布局应该避免盲目性，应与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相匹配。

（二）“一带一路”汉语国际传播的战略规划

2015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报告，描绘了“一带一路”倡议的路线图：一条路线是贯穿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另一条是由南向西的“海上丝绸之路 ”。2015年8月中国国际贸易研究中心发布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合作报告》根据我国对外贸易大数据描述了我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开展合作的七大区域，即由蒙古国、俄罗斯构成的东北亚区域，东南亚11国区域，独联体6国区域，南亚8国区域，中亚5国区域，西亚北非16国区域，中东欧16国区域。这两个报告提出的“一个格局”和“两条路径”构成了“一带一路”的总体格局和路线图，为汉语国际传播的战略规划提供了可资参考的重要依据。

“一个格局”是指由上述“一带一路”产业合作七大区域构成的总体格局。根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合作报告》提供的数据，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贸易主要集中在三个区域，即东北亚（俄罗斯）、东南亚、南亚（印度），形成了向南、北辐射的发展路径。而进口贸易主要集中在中东、北非、东北亚和东南亚几个区域，这些区域的能源和矿产进口量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口总额的42.58%。另据统计，上述七个区域是我国对“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贸易最活跃的区域，2014年我国对这些区域的进出口总额占64个“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总额的80%以上。由此看来，汉语国际传播在这些区域应该大有作为。基于上述分析，孔子学院应该根据“一带一路”贸易的重点区域进行战略布局，通过贸易与产业合作拉动语言传播。与此同时，孔子学院作为国家语言能力的具体体现，也应该助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以及产业发展。通过“借力”与“助力”形成汉语国际传播的良性循环。

如果说“一带一路”的产业合作格局为孔子学院的战略布局提供了参考的依据，那么，“两条路径”，即“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则为汉语国际传播战略规划指明了方向。首先，基于我国海上安全的考虑，有学者认为，“一带”和“一路”并非两线并行的战略。鉴于目前中国海权的短板，应该以“一带”为主，“一路”为辅（乔良 2015）。基于这一战略考量，汉语国际传播应该一路向西，加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规划。连接欧亚大陆的腹地中亚和西亚是孔子学院建设比较薄弱的区域，而中西亚是维护国家政治安全以及能源安全的战略要地。因此，孔子学院的战略布局应该向这一地区倾斜，在沿线国家建立更多的孔子学院。此外，尽管“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有诸多不稳定因素，但作为国家经济、能源以及军事的战略要道，针对这一地区的语言战略规划依然十分重要。历史上，尽管明朝限制海上贸易，但汉语传播以顽强的生命力在东南亚国家扎下了根。今天，东南亚国家的华人社区作为汉语传播的桥头堡，对当今汉语国际传播依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四、汉语国际传播的思路与对策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了各种愿景和行动计划，涉及政治、经济、文化、企业、媒体各个领域，但很少涉及语言传播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李宇明（2015）提出了“一带一路，语言铺路”的倡议。我们认为，汉语传播应在“语言铺路”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加强顶层设计，整合资源，调整战略布局，服务“一带一路”

孔子学院不仅仅是汉语国际传播的机构，而且是国家重要的语言战略资源。因此，资源的分配与布局应服从或服务国家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首先，国家应从战略高度，根据“一带一路”倡议，加强新时期汉语国际传播的顶层设计，即把汉语国际传播纳入“一带一路”愿景和行动计划。汉语国际传播是国家语言能力的体现，“一带一路”的开拓与建设离不开国家语言能力的支持。“五通”的核心是“民心相通”，而语言通是民心相通的必备条件。其次，孔子学院作为国家重要的语言战略资源，应根据“一带一路”经贸和产业合作格局进行调整，通过整合孔子学院资源，形成以“一带一路”倡议为核心的分布格局，以满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和产业合作对语言资源的需求。

（二）借力“一带一路”，助力“一带一路”

历史的经验表明，语言传播不是通过语言本身来传播的，语言传播必须抓住历史机遇，顺势而为。在“一带一路”的现实机遇面前，汉语国际传播应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与产业合作相结合，借力发展；与此同时，也应通过服务企业走出去，服务企业国际化，助力“一带一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和产业合作离不开对语言人才的需求，特别是复合型高端双语人才。因此，孔子学院的汉语国际教育不仅要关注普及型人才的培养，更应该满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高端、复合型人才的需求，培养既懂外语又懂专业的复合型人才。此外，孔子学院不应仅仅局限于汉语人才的培养，也应为企业走出去培养复合型外语人才。“语言铺路”应该是双向铺路，培养双向人才。

（三）提高企业语言能力，加速“一带一路”建设

科技是生产力，语言也是生产力。在信息化时代，语言在促进科技、经济、信息、媒体等各个领域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一带一路”同样需要语言的推动。因此，企业要走出去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应该把语言能力作为企业重要的生产要素，特别是跨国企业，应该把语言能力作为企业的核心生产力，从而提高企业的语言能力。企业语言能力不仅仅是企业员工个体的语言能力，还包括企业利用和整合所有语言资源的能力。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企业，包括中国的企业，企业员工会使用两种以上的语言进行交际，企业若能充分利用这些语言资源，将会大大提高企业的工作效率，进而真正实现“五通”。因此，参与“一带一路”经贸和产业合作的企业，应该把企业员工外语培训和外籍员工汉语培训作为提高企业语言能力的重要议程，通过企业语言能力建设，加速“一带一路”的建设。

总之，汉语国际传播不仅仅是语言学家们的事情，汉语国际传播能够为实现“一带一路”的愿景助力，“一带一路”也将会助力汉语在世界的传播。

 

附注：

①据西方学者描述，移居东南亚的华人大都说闽南话，有的说粤语和客家话，在移民马来西亚的450万华人中，约有50万人说普通话。数据引自尼古拉斯•奥斯特勒（2011：135）脚注。

②本文的统计分析仅包括孔子学院的数据。

 

参考文献：

丹尼斯·西诺尔 1997 《丝绸之路沿线的语言与文化交流》，《第欧根尼》第1期。

董海樱 2011 《16世纪至19世纪初西人汉语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 2015 《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北京：人民出版社。

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 2014 《孔子学院年度发展报告（2014）》，http://www.hanban.edu.cn/report/。

李宇明 2015 《“一带一路”需要语言铺路》，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5/0922/c40531-27616931.html。

尼古拉斯•奥斯特勒 2011 《语言帝国：世界语言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乔良 2015 《美国人对“一带一路”的战略思考》，http://mt.sohu.com/20151003/n422546278.shtml。

余英时 1967 《贸易与中国的发展：中外经济关系结构研究》（Trade and Expansion in China:A Study in the Structure of Sino-Barbarian Economic Relations），伯克利。

张西平主编 2009 《世界汉语教育史》，北京：商务印书馆。

中国国际贸易研究中心、大连瀚文资讯有限公司 2015《“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合作报告》，http://wenku.baidu.com/link?url=Zv-exJOLpI45RNiNzPKvGG78OMUDWRl_IkfIfdr8d7A-GFSf8_82g9b6T5W6CIakMlIEptvmmmmftoK2uNdeUkr1a7mHuzlWjr1ycx2_ar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