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多样性”（superdiversity）作为当代社会语言学的新命题，和传统社会语言学所着力探讨的“多样性”问题在研究方法上存在一定的共性。但就性质而言，多样性和超级多样性的关系是“累积”的变化，还是“范式转换”，仍然存在着学术分歧。“超级多样性”这一命题解释的对象集中在全球流动人口（即“行”的群体，而非言语共同体内部“坐”的群体），出发点是跨国流动人口在语言交流中呈现的社会属性、语言活动特性。这不同于以言语共同体为条件，对比变异和规范的传统社会语言学立场。超级多样性提出的语言意识形态有别于以标准语为中心的民族国家语言意识，认为去中心、语码混合、意义协调、背景忽略、临时性交流等构成了语言交流的新常态，其背后的规则成为这一概念致力解释的对象。

从目前国际社会语言学探讨的核心命题看，超级多样性概念不仅对语言交流的新特点作出了探索性说明，而且为透视全球化条件下后现代社会的转型提供了一面学术棱镜，反映了一些关键问题。

全球流动人口的超级多样性特征

在全球化的影响下，对于跨国流动人口，采用分类变量的方法已无法说明其复杂的内在构成，原初的分类范畴已经缺乏解释力，Vertovec提出“超级多样性”这一重要概念的原因恰恰在此。其基本观点是，以静态的变量或范畴难以对从世界各地进入伦敦的流动人口作出合理的分类，提出有效的对策。需要审视变量中的变量，以及变量之间的交互作用，以揭示其内在复杂的规律，解释从现代到后现代的结构性社会变化。这说明，在全球化影响下，关于全球流动人口的区域界定、群体划分、生计安排、语言运用等，都产生了传统的学术范畴所无法概括的新规律、新维度，体现出复杂性、流动性、不可预见性等基本特征（Blommaert）。

同时，需要注意到，全球流动人口在流向一定的国家之后，其基本目的在于生存和发展，主要聚居于地理和社会的边缘性空间，对一定流入国的社会场域参与程度和范围均很有限（Blommaert）。在有限的社会场域或社会空间里，全球流动人口的流动路径、生存过程、生活方式，以及对流入国边缘性社会空间、地理空间施加的介入和重组，都表现出超级多样性特征（Vertovec）。

超级多样性不等同于语言交流的复杂性

关于超级多样性概念，需要区别社会人口学视角与社会语言学视角，厘定其间的交叉和区分。二者的共性在于：从分类走进过程，从静态特征走进动态变化，采用复杂性、多样性、动态性、不可预见性等概念可同时解释全球流动人口的社会人口学特征和语言交流特征（Vertovec，Blommaert）。二者的差异在于：全球跨境流动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流动，而且是跨语言的流动，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但就流动性所形成的复杂性而言，人口的流动性无法直接对应到跨语言交流的复杂性。就跨语言流动而言，需要区分多样性和复杂性。在全球人口流动背景下，超级多样性的语言交流手段不等于语言交流方式具有多样性，也不等于交流内容变得复杂。也就是说，不能将超级多样性简单等同于语言交流本身的复杂性。

虽然目前国际学术界提出“多模态（multimodality）”“跨语言（translanguaging）”“复合语言（polylingualism）”“跨越（crossing）”（Blommaert，Garcia & Li，Rampton），试图解释语言交流超级多样性的现象，但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这些语言使用手段的多样性、情景性、非选择性，实质上取决于流动人口所处的社会场域语言交流条件相对简单的特点。并非语言交流、语言表达的复杂性决定了语言交流手段的超级多样性，而是恰恰相反。

超级多样化的语言交流手段本身说明：其一，全球流动人口所开展的语言交流处于边缘性社会空间，是适用“局限语码”的场域，其服务的社会生活未必需要采用“复杂语码”去表达系统性的知识（Bernstein），而更多属于以权宜性、替代性手段就可成功交流的日常生活领域；其二，采用多样化、权宜性语言手段，即可实现交流的基本目标，说明了这些语言交流的条件相对简单。在全球人口流动背景下，简单性交流条件、强制性交流环境决定了以超级多样性手段实践语言交流的有效性。换言之，其实质是以多样化的手段完成了基础性语言交流，例如，以简单陈述即可完成对所指对象的指涉，以非语词手段即可完成言语行为的指令，以全球通用的简易问候即可实现人际基本情感的共享等。

超级多样性语言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社会语言学领域的超级多样性概念对于语言本质和语言交流特性都具有一定的解释能力，国际学术界也从通识意义上提出了超级多样性语言能力的命题。不能断定这种超级多样性能力是否具有普适性，但对处于全球化浪潮中的流动群体而言，超级多样性语言能力的形成显然具有双重意义：便利于外部人群交流，通过交流进入流入国一定的社会场域。

超级多样性语言能力需要形成于实际的语言交流中，并以超级多样性条件下的实践效果进行验证。为此，Blommaert提出了超级多样性条件下语言交流的“索引性（indexicality）”“非共享知识（non-shared knowledge）”“多模态性（multimodality）”“元语用反身性（metapragmatic reflexivity）”等几个重要特征。也就是说，在超级多样性“局限语码”的制约下，要实现不得不实施的语言交流，如果不能以流入国标准语或英语之类通用语沟通，那么交流者只能尽可能依据语言之外的其他符号去推断交流者的表达意图。或者借助手势、体态、环境，甚至包括文字、图案等多模态元素去维持交流过程。或者因彼此成长的社会环境迥异，不共有社会化知识，只能更多增加语用反思，有限度地去进行元语言的说明和解释，实现相互理解。

可以看出，超级多样性条件下的语言交流对于交流者而言，存在着劳动意义上的复杂性、交流手段的多样性、交流过程的协调性。但这些并不能等同于思想知识表达的复杂性、语词语句选择的多样性、交流深度的协调性。不可否认，超级多样性条件下的语言交流是判断语言活动是否发生实质变化、语言生态是否失去平衡的重要依据。但从超级多样性交流手段中区别出语言表达的简单性、交流话题的日常性、言语行为的直接性，是借鉴和运用超级多样性概念的关键。

超级多样性对中国语言问题的借鉴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其一，超级多样性作为当代重要社会特征之一，与现代性、后现代性的交叉期仍然存在深层次的重叠（Silverstein，Arnaut）。

其二，超级多样性作为全球化推动下的后现代特征，是对现代性条件下的宏观叙事、主体精神、主流态度，以及作为其符号表征的标准语的范式性颠覆（Blommaert）。

其三，在当代互联网通讯技术高度发达的条件下，语言交流依然呈现出对现代性背景下的言语共同体、普遍语言规范的映射。“跨境流畅（transidiomaticity）”（Jacquemet）、“超级语言（supervernacular）”（Varis & Wang）等新的语言交流现象，就反映了后现代全球化背景下的语言交流仍然不可能摆脱语言交流的基础规律，而这些规律很多是在现代性条件下形成和稳定的。

这一概念对中国语言问题的解释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第一，就中国语言意识形态的基本特征而言，形成西方社会超级多样性的语言状态的概率并不高。这取决于，普通话作为全民表达的语言形式，具有较高的语言社区防护性，始终履行着全民表达的职能。但同时也应看到，随着社交软件的广泛应用，在青少年群体中，以多模态、双语或多语形式呈现的电子文本交流，不断吸纳着其他国家、民族、族群、社会群体的语言成分，部分甚至进入了青少年群体的日常生活交流，不断形成普通话的超级多样性边际特征。这种情况对于青少年多样化的表达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对于民族国家意义上的标准语也形成不可忽视的挑战。

第二，随着中国不断推进改革开放，来华留学、商务、旅游的人数规模日趋庞大，形成了在居住上向市民社区广泛分布、在活动上向中国人和外国人交叉组合的超级多样性语言交流基础。为此，开展超级多样性问题的研究，对于科学判断当代中国语言交流方式的变化趋势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本文系北京市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北京城区符号生态体系研究”【20ZDA2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卢德平，北京语言大学语言学系教授；祝腕梅，北京语言大学语言学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