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之后，各种大众新传媒的兴起在本质上改变了社会权力的本质。在“旧媒体”时代，抽象且集中的“宏观权力模式”占绝对统治地位。而在新媒体时代，“分散式微观话语权力模式”开始兴起。权力模式的改变势必要求话语模式随之改变。鉴于语言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话语模式的本质，因此，要改变话语模式，势必先要更新语言观。

语言工具论大行其道

语言工具论已经深入人心，是当今学界占支配地位的语言观。语言工具论思想由来已久，溯本清源，其肇始于我国先秦时代。庄子在《庄子·杂篇·外物》中言：“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他采取类比句式，意图通过强调（捕鱼）竹笱和（捕兔）圈套这两件物品之于两种不同行事意图的工具性，来强调语言之于意义的工具性本质。

在西方，语言工具论思想可以追溯至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克拉底鲁篇》就体现了柏拉图的语言工具论思想：“语言是工具，是对来自原型、事物本身这一类东西的描摹、制作和判断。”亚里士多德的逻辑著作《工具论》也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亚里士多德把语言的性质理解为一种思想表达的工具。这个观点一直延续到近代西方哲学，乃至到了洛克、休谟等人那里。”其他哲学家如狄德罗、卢梭、杜威等都曾阐述过语言是交际工具的思想。

进入20世纪后，语言工具论思想的内涵更加丰富。随着以弗斯、韩礼德等为代表的伦敦学派和以韩礼德为代表的系统功能语言学派相继创立，功能语言学研究者认为，语言的基本功能是作为交际工具，语言是一个由多种表达手段构成的、为特定交际目的服务的功能系统。他们重视语境对意义的影响，强调意义的情境性、动态性和社会行为本质。同时，以费尔摩为代表的格语法和以兰姆为代表的层次语法研究开始关注语义与语法的相互作用，这都体现了语言学者对语言功能的重视。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以美国语言学家拉波夫等为代表的社会语言学本质上也把语言看成行使社会功能的工具。

直到1975年认知语言学兴起，语言工具论的统治地位才开始在真正意义上受到挑战。与语言工具论强调语言的客体性不同，认知语言学所秉持的“语言认知能力观”强调语言的思想本体性和主体间性。虽然经过四十年的发展，认知语言学的“语言认知能力观”在语言学界取得了广泛的共识，但是，从学界的一般情况来看，语言工具论仍然大行其道。

语言工具论具有三大功能

作为一种至今仍然占统治地位的语言观，语言工具论旨在从功能的角度定义语言本质。从语言工具论出发，语言大致具有以下三大功能：指称和表征、交际、认知和思维。

“语言指称和表征工具论”这一观点是人们对语言本质的最直观、最朴素的认识。孔子的“正名说”和春秋战国时期的“名实之辩”本质上都是旨在厘清语言名称或概念与外界事物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指向的都是语言的指称和表征功能。古希腊哲学的“唯名论”与“唯实论”之争讨论的也是事物名称同事物本身之间的关系，本质上也是在探讨语言的指称和表征功能。在哲学的语言转向中诞生的人工语言学派也普遍持语言是指称和表征工具这一观点，他们抛弃语境和外界因素，主张创立理想的人工语言，通过数理逻辑手段使语言实现精确指称和表征外界的功能。

根据潘文国的研究，“交际工具说”最早是由卢梭提出来的，后经列宁和斯大林的阐发，便成了社会主义诸国对语言性质的经典定义，继而又为西方国家所采用。进入20世纪后，功能语言学继承了语言是交际工具的思想，专注于具体语境下的语言功能研究。

“语言认知和思维工具论”着重强调语言表征思想和观念、充当人们认知和思维之媒介的功能。经验主义哲学家洛克明确指出，语言不仅是“组织社会的最大工具、公共纽带，而且还是互相传递人的思想的工具，记录、表现思想的工具，又是认知的工具”。康德也持语言工具论，认为“一切语言都是思想的印记，思想印记的最优越的方式，就是运用语言这种最广泛的工具来了解自己和别人”。

作为一种朴素的语言观，语言工具论影响了功能语言学、社会语言学、文化语言学和语用学等语言学流派和语言学分支的研究，至今在语言学界仍然有压倒性的影响。但是，由于语言工具论本质上是基于“主体-客体”二元对立认知框架上的一种简单化的语言观，其理论局限性是毋庸置疑的。

革新语言工具论

当前，迫切需要革新语言工具论的理由主要有二：一是，语言工具论本身具有内在的理论局限性；二是，社会权力模式的更迭要求我们革新语言工具论。语言工具论的内在理论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工具论遮蔽了语言的本体存在。语言是指称和表征、交际及思维和认知的工具，这些都是语言的功能，并非语言的本质。工具性功能是语言的属性之一，工具观只概括了语言符号系统的一个侧面的属性，而非全部。事实上，语言不仅是工具，更是一个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存在者/是者；它是人类存在的家园，世界只有在语言中才能得到述说和澄明。因此，将语言的功能等同于语言的本质，仅仅是从形而下的层次来考察语言，未触及语言的形而上本质。正如钱冠连所言：“用功能定义事物，事物本体的存在就会被功能淹没，对认识该事物并无本质上的揭示 仅仅将语言当成工具，就大大贬低了它对人的安身立命式的荫护地位。”

第二，工具论忽视或否认了语言的思想本体性和主体间性。按照语言工具论的观点，语言只是服务于人的外在工具，与人之本质无涉。这就把语言和人之间的有机联系人为地割裂了：人凌驾于语言之上，语言成为人任意支配的对象，并处于人的绝对控制之下。语言工具论这种理论构建的单向维度过度强调语言使用者对语言客体的单边操纵性、管控性、掌控性以及处置性。它完全忽视或者否定了语言的思想本体性和主体间性，即忽视或者否定了语言在很大程度上对于人类自身和社会发展进程的过程性、参与性、定义性与塑形性。

第三，工具论忽视了语言的建构性。语言工具论认为，语言仅仅是对世界、现实或者事实的一种镜像式反映或复制，语言对现实只能起到一种描写、临摹或再现的作用。可见，它忽视了语言之于世界的建构性作用。徐友渔等指出：“各个时代的多数哲学家都按‘事物-思想（或观念）-语言’的模式考虑问题，即是说，认为思想或观念反映事物，而语言是思想或观念的外在表达符号或工具，语言的优缺点就在于它们是否准确地表达了思想或观念，这与现代把语言当成思想或存在本身大异其趣。”事实上，当我们透过语言的棱镜来看世界时，我们所看到的“世界”并非柏拉图意义上的那个“自在世界”，而是一个被构建的“人化世界”。今天，多数学者认可这样一种观点：我们与其说是生活在一个客观世界之中，不如说是生活在一个被构建的“人化世界”中。

社会权力模式的更迭要求我们革新语言工具论。1970年，米歇尔·福柯在其就任法兰西学院院士的就职演讲《话语的秩序》中提出“微观话语权力模式”，首次强调与抽象且集中的宏观权力相对的、具体且分散的微观权力对社会权力结构的制约和解构。如今，“新新媒体”的广泛使用进一步加剧了传统的社会权力模式的解构：抽象且集中的宏观权力日渐式微，分散式微观话语权力模式的影响力日盛。目前，网络和社交媒体是分散式微观话语权力的主要实施与运作平台。分散式微观话语权力模式要求我们的话语模式是双边的、协商性的和主体间性的。而语言工具论指导下的话语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单边的、操纵性的和主体性的（或者说主观性的）。因此，语言工具论指导下的话语模式已经很难适应分散式微观话语权力模式对话语构建的要求。鉴于此，我们迫切需要革新语言工具论：语言不仅具有工具性，更具有思想本体性和主体间性。很多时候，“不是我说话，而是话说我”！

[本文系北京社科基金北京中外文化交流研究基地重点项目“北京文化对外交流话语体系和国际话语权建构研究”（项目编号为JDYYA001）阶段性成果]

（作者：王馥芳，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语言研究所教授；武仲波，枣庄学院 ）